文章结构: 第一段:指出挪威和瑞典由于某些问题解绑,成为独立的国家,从而引出文章的话题。 挪威和瑞典之间的政治联盟是拿破仑战争的结果并且一直持续到了1905年,在那之后这个联盟的存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于是这两个国家形成了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
第二段:瑞典的民族主义者对于负责国家事务的人选非常严格,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能享有普遍选举权的。瑞典的社会主义者很重视男性的选举权,但对于女性的选举权是比较忽视的。 对比瑞典和挪威的国家建设,能够很明显地看出这两个民族主义的形式对于那些被接受为对国家负责任的成员的群体是很关键的。最保守和最激进的瑞典民族主义者通过普遍的选举权反对将所有的男性纳入国家。对于他们来说,在会议议程上的女性选举权并不平等。瑞典的社会主义者将男性的选举权看作是他们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并不关心女性的选举权。
第三段:挪威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所有男性都能享有普遍选举权,其中一些也支持并争取女性的选举权,尽管他们还是更重视男性的选举权。 相反,挪威的社会主义者,无论是保守派的还是自由派的,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军事解决方案,全部都在大约本世纪之交接受了普遍的男性选举权。自由党中的一些人甚至还在为女性的选举权做争取。挪威的社会主义者在1898年获得了男性的普遍选举权并且也对女性的选举权持支持态度,尽管对于他们来说,男性的选举权更为重要。
第四段:举日本的政治制度为例,证明保守民族主义和对女性选举权的不赞成态度之间的相关性。 在本世纪之交,保守和激进的民族主义是日本的典型特征。然而,如果回到1920年和1930年代早期,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内,比较自由的民族主义有着更高的权力。在那几年的范围内,女性拥有比以前更好的机会,这并不让人觉得稀奇。但是那段时间很短暂,在那时反对日本的专制政治制度的总体印象已经初步显现。实际上,从1890年到1945年间,法律是禁止日本的女性参加政治政党的,这证实了保守的民族主义和我们在瑞典发现的对女权主义政治的消极态度之间的关联性。
第五段:以印度的基本国情作为对比。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肯定了女性对于民族运动的重要性并对此举例证明。但是认为女性虽然可以参与民族斗争运动,但是应该以不同于男性的方式去参与。 印度民族主义者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女性起到守护古印度传统的特殊作用,这对于民族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就在本世纪开始之后抵制英货运动通过拒绝购买英国商品,表达了对英国统治主权的批判,这一运动招募了很多为了给印度商品争取优先权而组织会议和抵制活动的女性。如果回到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那几年,甘地的女权主义思想很容易被转化为差异策略。女性应该参与到民族斗争中,但最好是以与男性不同的方式去参与。在公共场合的抗议游行中,女性并不受到欢迎,但是当她们忙于生产印度棉布并穿着印度服装时,就变得受欢迎得多了。甘地把女神Sita——这位忠诚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妻子,看作是完美的女人。他也发现女性尤其对于非暴力抵抗主义有着充分的准备。
第六段:举出在印度成立的一些女性组织,来证明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印度的女性是享有自主的平等权利的。 在印度,例如分别成立于1914年和1917年的全印度穆斯林女性联合会和印度妇女协会的女性组织,也许可以被看作这项策略的范例。为在1920年代印度的某些地区和1935年的全印度中受限的女性选举权以及女性对甘地的国民反抗策略的积极参与提供的支持,也许证实了印度民族形成过程中存在的平等权力战略。所以,在甘地被捕后,很多女性参与了甘地不赞成的1930年的大盐厂游行。
文章主旨: 文章分别讨论了瑞典、挪威、日本、印度这四个国家的政治党派的不同政策情况对这些国家的女性权利(包括选举权、参与国家和民族运动的权利)的影响,以及不同党派对男女拥有的权利的不同态度,并将这四个国家的女性拥有的权利与相对应的男性拥有的权利进行了比较。其中挪威和瑞典的国情的对比最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