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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2001年研一升研二的暑假，到德意志银行香港分行，投资银行部门实习。
实习第三周的周三晚上，是高盛证券香港的接待会（reception），这应该是暑假中、投资银行业界，最早的一个接待会。我虽然已经预期，来香港实习，会有这些接待会、而这也是认识香港投资银行家的好机会，但是不免觉得：”这么快、又要参加接待会了？我才刚开始实习呢！”
在接待会中，遇到我Fuqua的同学肯尼，肯尼与我，是Fuqua这个暑假，在香港唯一的两个暑期专员。肯尼是美国白人，大学毕业后进入华尔街一家银行的“投资银行部门”，分别在纽约及伦敦的办公室工作几年后，返回校园念MBA。他找暑期实习时，其实是偏好资产管理方面的工作，但是一直找不到理想的。不过，他跟老东家的关系非常好，所以，据他自己说，他只打了一通电话，就顺利得到老东家的暑期职位，而且他还跟老东家提议，想到香港来体验看看，就顺利成行了。
参加完高盛证券的接待会，我跟几个在高盛接待会场认识的、高盛的暑期实习生，一起叫出租车回长江大楼。因为高盛与德意志银行，都是在长江实业大楼。所有高盛的暑期实习生，也是工作得非常晚。我听说，他们“私人银行业务”的实习生，每天做到凌晨两、三点，隔天七、八点又来上班。听了有点舒了一口气，至少我的工时，还没有这么“夸张”。
回办公室后，我竟然发现，我工作多日的大陆保险业档案，竟然因为莫名的原因毁损了。本来我的档案，是写在德意志银行的制式档案中，文字、图片、数字等都有很漂亮的固定格式，而这个格式，也是我花了很多力气，才逐一学会的。结果，在工程师、还有一个运输组的研究员帮忙下，能帮我救回来的，只有text形式。聊胜于无，但我就一直工作到隔天凌晨两点，才把档案恢复到毁坏之前的原型。
这个运输组的研究员，就是彼得的部门的研究员，很积极、能力很强，才宾州大学的大学部毕业一、两年吧！长得一副娃娃脸，但常表现出超龄的成熟，他是在美国长大的香港人，在彼得加入这个部门当暑期实习专员前，这个部门只有一位副总及这位香港研究员。所以基本上，这个研究员的工作内容，已经涵盖到专员的层级、并直接跟副总报告。不过，此人也投注了很多时间工作，每天不到午夜，是不会离开办公室的。
英文多好，才能胜任
我在香港暑期实习时，比在Fuqua校园上课、做报告时，更深刻感受“英文要好”的重要性。例如写50-60页的提案（pitch book），建议一家大型金控公司，请它买下一家小规模的银行，那可以想见，这种英文的用字，必须要精简、专业，又能传达出足够的、正确的讯息。此外，因为这是一个提案，等于是在“销售”一个建议，所以就要以“销售”的观点与语气，向这家金控客户，陈述这家小规模银行的优势，但另一方面，对于这家公司的劣势，仍要客观据实分析，但要强调综合各种因素考虑之下（例如：这家银行能忍受的被收购底价、市场上类似这样的小规模银行的供给状况、买卖双方业务互补性），这家小型银行还是最值得考虑的标的。因此，这样的英文写作，非常有挑战性。
我认为，一种语言学到一定的程度，阅读就成为“精进”的最有效工具，一般人可以英文口语流利、应付各项生活机能没有问题，但是，要写出符合上述要求的文件，没有在阅读上下过功夫的人，应该不容易。大家想想看，中文比其他人显著好的人，并不是因为特别爱说话、或电视看得多就会好。中文特别好的人，有的是国学底子好，有的是文学类书籍看得多、读报纸时会看社论，所以，多多注意《时代Times》杂志、《CNN》电视上用的单字，英文程度应该大不相同。
亚裔回亚洲，颇具优势
几周观察下来，在香港实习的学生中，为数最多的，是在美国长大的亚裔、内地人、新加坡人、印度人以及韩国人。比如德意志银行，我们那个楼层里，除了我之外，就只有一个研究员层级的台湾人，其他的就是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印度人。这些国家的共同特色是，英文要不是它们的官方语言、要不就是几个官方语言之一。总之，这些国家的国民，英语水平普遍高。
再看看亚裔美人的状况。我感觉，新一代的亚裔美人，有些不只不排斥、甚至乐意回到亚洲工作。语言方面，不管他们是被父母要求的、或是自动自发的，都多少会讲父母的“祖国”语言。虽然不一定到读写流利的地步，但还是可以口语沟通。有人认为，只会口说，这样还不够，但我认为，要看这些亚裔回到亚洲工作的产业。如果是在美系或欧系的大型投资银行或管理咨询业，不管办公室在哪里，内部沟通的语言与文件，还是英文。就算是地方信息、原文不是英文，很快也会有新闻媒体翻成英文、或是公司内部会有人翻译成英文。再加上可以说父母的母语，在亚洲可以快速拉近跟当地客户的距离。而且一般来说，他们的个性比较开朗、勇于积极的表现自己、争取机会，都符合这些跨国公司的文化。
台风来袭，赶交作业
周三晚上，凯瑟琳从内地回港待两天、因为她必须在香港收集一些数据。凯瑟琳说。因为她做的案子，时间压力很大，所以她一天平均睡五个钟头，而北京办公室的人手严重不足。所以虽然北京已经雇用两名全职的翻译、而且两个翻译都加班，但工作还是做不来。凯瑟琳过去北京之后，除了白天做她自己的工作——参加客户会议，帮西方的投资人做即席口译之外，晚上还要帮忙书面翻译。
周四下午五点左右，我把我的暑期报告，以电子邮件传送到排版印刷室（production room），请他们做版面设计与美工方面的工作。这时，秘书来说，台风快要来了，快要挂八号风球了，请大家今天尽早回家。因为，当八号风球挂出来之后，将会很难叫到出租车，因为，出租车没有这方面的保险、不愿意开出来营业。宾恩也催促大家赶快回家，我告诉宾恩说，我已经把档案交给production room，他们可以将档案整修得更漂亮。宾恩说，他明天晚上要搭晚班的飞机到伦敦开会受训，但他会在搭机之前，到办公室来一趟，拿走production room改好的东西。
周五上午，赚到半天的台风假。电视台的每个频道，都会有一个小小的标志，是风球的号码。挂八号风球时不用上班，但是，如果改挂三号风球，代表台风减弱的话，员工必须要在两个钟头之内，抵达上班地点。下午一点四十分，风球改成三号了，所以我跟凯瑟琳一起去上班。办公室的人很少，大部分都是研究员。
排版印刷室于周四晚间十一点给我改好的文件，因此今天我又做了一些修改、再交给排版印刷室再改。我六点半离开办公室，运动后，大约在晚上十点等到他们的东西。我又再三确定内容与细节，才在晚上十一点五十三分的时后，以电子邮件寄给宾恩，我达成我的诺言——在这周结束前给他。我知道他正在往伦敦的飞机上，我也很怀疑他到伦敦后有没有时间看，但我还是必须要准时给他。
女性员工，百分之二
在专员实习生实习四周之后，研究员(analyst)层级的暑期实习生，也加入行列。今年的暑期研究员，几乎都是华顿大学、大三升大四的学生，有趣的是，将近十个暑期研究员中，只有两个男生。 我们这个部门的暑期研究员葆拉，是美国长大的香港人，会说广东话，爷爷奶奶仍住在香港。她长得满漂亮，而且很能干。她去年的暑假，是在美国的美林证券“私人银行部门”实习。
在葆拉这些暑期研究员的加入之下，整个51层，才多了一点巾帼味。因为目前，在51楼，100多个员工工作的整层楼中，以全职员工而论，扣除女秘书、一个掌管行政事务的女性主管外，没有任何一个女性研究员，只有2-3个女性专员，至于副总以上层级的，更没有任何女性。当然这很有可能只是德意志银行“投资银行部门”特有的性别生态，我事实上也遇到其他银行为数不少的女性银行家，不过总括来说，这个现象多少也反应了，这种工时长、压力大，又需要常常旅行的职业，对女性的挑战比较大。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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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12 08: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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