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ply Chain !?

锦江III

中国人体器官买卖调查:供需矛盾催生产业链

2.5万元,为了这笔在北京城仅能买到一两平方米房子的钱款,杨念付出了自己60%的肝脏。
15万元,为了杨念那60%的肝脏,晚期癌症患者谢有生(化名)的家人四处举债。
全国每年150万名需要器官移植患者的等待催生了一个本不该有的行业——人体器官买卖。而2.5万与15万元之间的巨大利润空间也造就了一个本不该有的群体——人体器官买卖中介。
供体遭遇 15万卖肝钱只拿到2.5万
被豢养数月等候买家
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民政局对面的一栋居民楼,一套简装的三居室里住了十几人,他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最大的不过25岁,他们来这里都有着同样的境遇——家穷、缺钱,他们也有着同样的目的——卖肝(肾)、赚钱。19岁的杨念也来到了这里,成了其中年龄最小的一名。
杨念是被一个叫王占伟的人带来的,那是他最初的联系人。在决定卖器官赚钱后,杨念在网络上认识了王占伟,咨询了器官价格——卖肾4.5万元、卖肝4万元。并没有想好卖什么的杨念先行来到了河南郑州,成了王占伟手中所谓的供体。但半个月后,王占伟称其医院关系断了,就将包括杨念的供体们都转给了在鹤壁淇县一个叫杨世海的人。
供体群居免费吃住玩
淇县位于郑州、北京之间,离两个城市都不远,但生活成本却要低很多——一个三居室一年的租金2800元。杨世海从朋友处借了2万元,开始供养供体,以备在北京寻找买家的合伙人刘强胜“召唤”。供体们在这里免费吃、住、玩——怕供体们等待的日子闷,杨世海还“人性”地买了两台电脑,供他们打游戏。这里的伙食标准也不错,据称每餐都能有几个肉菜。供体们也算自由,白天可以四处闲逛,到了饭点回来,即使中途反悔也可以随时离开。
对于供体,中介也不是没有选择。新来的杨念就被带着去医院做了检查,血型、身高、体重,再看看有没有传染病,身体健康的留下,不合格就走人。据介绍,AB血型的人一般不要,因为AB血型的患者较少,中介们都怕养了白养。
造假证变患者亲属

在杨世海处没住上几天,杨念就等来了买家。北京的刘强胜来消息说,有一个癌症患者谢有生需要换肝。杨念便只身来到了北京,在刘强胜的安排下住进了一间地下室。和杨念一起住在这里的还有另外三个供体。经过体检配型,杨念成了那个将要为谢有生献肝的人,他与刘强胜谈妥的价钱是3.5万元。很快,杨念住进了医院,接受一系列的器官移植手术前的准备。
根据相关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必须是捐赠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为了让杨念变身为谢有生的侄子,成为合法的捐赠人,刘强胜让谢有生的妻子马上回老家开具叔侄亲缘证明,而其他的身份证明则由他一手操办——路边无数的造假小广告使这成为异常简单的事情。一个多星期后,顺利通过医院审查的杨念进了手术室。十几个小时后,杨念的肝已剩下40%。
3.5万酬劳费只剩2.5万
然而,拿钱的过程却远非手术那般顺利。在术后将要出院时,杨念仅仅拿到了2.5万元,其余的1万元从此没了下文。而杨念不知道的是,肝的受者谢有生为此付出的却绝不仅仅是2.5万元,而是15万元。谢有生先后给了刘强胜4万元和5万元两笔钱后,又被讨6万元,“他说不给钱就把我们废了。”已难承受惊吓的谢妻只得四处借款筹钱,但他们知道供体拿到4万元,“后来我们知道刘强胜只给了人家两万五,特别生气,但也没办法。”
杨念的遭遇还没有停止,为了拿回自己应得的1万元,其再次找到刘强胜,只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刘强胜叫来的二十多人。惨遭追打的杨念无奈报警,同时也“成就”了北京市首起人体器官买卖案。据海淀检察院邱检察官透露,该团伙成员的落网已牵带出数个人体器官买卖团伙。现警方正积极对其犯罪事实进行查实。
生意火爆 中介两年养190个供体
买卖信息铺天盖地
在百度搜索上敲入“寻肝源、肾源”一词,数万条信息扑面而来,留下的QQ号、手机号不胜枚举,甚至有公司形式出现对此进行操作。他们不仅寻找愿意售卖肝、肾等活体器官的人,同时也广而告之向所需患者提供各配型的肝源、肾源。记者在与多位器官买卖中介联系后发现,他们有着一套规范而明确的要求,业务也已形成一条龙服务。
承诺提供全套证明
对于肝源、肾源的供体,他们大多都要求男性、身高170厘米以上、体重115斤以上,年龄30岁以下。并且,血常规、肝功能、乙肝五项、彩超等基本检查要全部合格。几乎所有中介均表示会承担供体的食宿费用、基本检查和配型检查费用、往返路费以及其他生活费用,有的更承诺除了应得报酬外,出院时还将为供体们向患者申请数千元不等的红包。记者联系到的一位在江苏做“业务”的中介小王称,其两年间养过190多个供体,做成的“生意”有30多个,“手里的供体多,成功的几率就高。”
而对于需要器官源的患者,他们亦提出种种“人性”的提示,对于供体的选择、患者的责任、如何过伦理关等都有相关解读,其服务之周到让人瞠目。一名远在沈阳的中介告诉自称为亲友“找货”的记者,他们三四天即可找到配型合适的供体,“并且我们会为您准备一两个备用供体,供体出院后与患者两不负责,这点您完全不用担心。同时,我们还会提供一套完备的亲属证明材料,免去您的后顾之忧。”
18万元包办器官移植
据记者向北京两家获准器官移植的医院咨询,目前若想进行肝肾移植手术,患者通常要排队等待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具体等多久就不知道了,得看情况。”而肝源、肾源的价格在10万元左右。而民间非法买卖的人体器官似乎也在这个价格上下。江苏中介小王给记者的报价是18万元全包,其中包含了供体器官、体检费用、医生红包、身份证明等相关手续,其甚至声称可以帮助安排医院,“我会带四五个供体去。”对于器官的费用,记者提出质疑:“医院的正规渠道也才10万元,你们也卖10万?太高了吧?!”对此,小王不屑地表示:“医院那是死人的,我们提供的可都是活人的,质量能一样吗?”
原因分析 器官紧缺催生地下产业链
供需矛盾:
150万患者仅万人手术
业内人士透露,我国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主要有三种,死刑犯捐献、亲属间活体移植以及脑死亡和传统死亡之后的自愿无偿捐献者。器官移植的供体不足是个世界性问题,在我国这个人口大国显得尤为突出。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部长王平介绍,我国每年有约150万名患者等待器官移植,但只有1万余人能进行器官移植,供需矛盾突出。
器官移植实践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技术与规模都得到迅猛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临床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的器官移植第二大国。但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核准权,每年被处死的犯人大大减少的境况,以及捐献者需书面同意等措施的推出,使得尸体器官移植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巨大的缺口遂催生了活体器官买卖的“地下市场”。在这个黑市中,供体、受者、中介、医院,似乎无不是获利者,他们密切配合,各担其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
而与此同时,境外人士的中国器官移植旅游却火热一时。曾经成为国外患者救命之所的天津第一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2006年时创造出一年完成600多例肝移植手术的纪录,其中来自美国、日本、沙特等国家的外国患者就占到了一半以上。而去年的一则“17名日本人在中国通过旅游方式接受器官移植”的消息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随后,卫生部即责成相关部门对此事展开调查,同时表示器官移植应优先满足中国公民。
欲捐无门:
光办手续就一个月
今年初,一个父亲举债13万元捐献儿子器官事件又让人们陷入重重迷雾。去年11月4日,王宝田17岁的儿子突遭不测,为了能挽救其他的生命,王宝田决定捐献儿子的遗体和器官。然而,这条路困难重重,繁杂的程序和手续让捐献在一个月后才得以实现。王宝田为此负债13万元,而儿子的器官也因长时间用药维持生命体征而功能受损,最终不得不被医院放弃。
一面是供移植的器官紧缺,一面却是欲捐无门。中国器官移植的尴尬处境,催促着捐献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法律盲点:
无器官买卖罪名
在大多数国家,人体器官的买卖及其相关的商业化操作都有着相应的罪名和量刑,如英国《人体器官移植法案》规定了人体器官买卖的犯罪,日本《器官移植法》规定了非法出售人体器官罪、从事人体器官买卖中介罪以及为获利而非法为他人实施器官移植罪等四项犯罪。
而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完备法律,我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在2007年5月才开始实施。该条例遵循八大原则,包括自愿、知情同意、公平公正、技术准入、非商业化、自主决定等,并对移植机构实行准入制。据了解,目前我国获准进行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已由曾经的300多家缩减至160多家。但对于人体器官的买卖行为,该条例虽然明确禁止,刑法中却并没有直接针对此一行为的罪名。“翻阅了整个法条,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更加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北京市首例人体器官买卖案的公诉人邱志英告诉记者。有法律界人士指出,非法经营罪处罚较轻,与器官买卖的社会危害性不相适应。我国应制定相关器官买卖罪名,并规定最高刑期为无期徒刑的刑罚,才能实现对买卖器官犯罪的最有力打击。
本版撰文 晨报记者 叶青
1某地居民楼简装三居室里住着十几个供体,体检过关后,由中介出钱,免费吃住打游戏。
2在北京的合伙人寻到买家,供体来到医院体检配型。合伙人随后通过街头小广告找到造假者,伪造供体与患者的亲属关系证明。
3合伙人先后向买家讨要15万元,并威胁“不给钱就把你们废了。”患者家属不堪其扰,举债筹钱。
4供体接受移植手术,肝被切走60%,约定的3.5万元酬劳费只拿到2.5万。
典型案件 乞丐之死背后的交易
近年来,各地相继爆出有人从事非法器官买卖的案件。而最耸人听闻的莫过于2006年的流浪汉被杀器官被盗案。据媒体报道,河北行唐县农民王朝阳等四人将40岁的乞丐仝革飞拘禁。之后,王朝阳找到广州一位中介,然后辗转联系到几位医生,谎称在法院和监狱都有熟人,有一名犯人将被执行死刑。之后,王朝阳先将仝革飞杀害,之后欺骗医生死者是刚执行完死刑的人员。几位医生随即摘取了仝革飞的器官,并付给王朝阳1.48万元。这几位医生在返回途中觉得不对劲,在打电话给领导通报情况后,决定报警。随后警方抓获了王朝阳。这起恶性案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器官移植严重的供需矛盾。
他山之石 西班牙:器官捐献率高
对于国外器官供体的情况,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部长王平介绍,西班牙是目前世界器官捐献率最高的国家,每百万人口中捐献器官者高达38人。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有相关的立法,保障了器官捐献的数量。他们的法律规定,其公民在活着的时候没有明确声明不捐献器官的均视同愿意捐献。另有国家还要求公民在驾驶证背面注明是否愿意捐献器官,一旦出现交通意外,即根据当事人意愿进行处理。
最新进展 器官捐献试点首批启动
2010年3月,人体器官捐献体系首先在上海、天津、辽宁、山东、浙江、广东、江西、福建厦门、江苏南京、湖北武汉等十个省市开始试点。负责此项工作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部长王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此次构建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计划由国家和省(区、市)两级机构组成。两级机构包括捐献委员会、捐献办公室、获取组织和专家组。根据试点方案的草案,各省红十字会应建立器官捐献办公室,派出协调员,到各个医院寻找潜在的捐献者,例如重症监护室中的患者,并征求其意见,进行登记。当捐献者达到待捐献状态时,捐献办公室和获取组织根据一定原则分配器官。由于体系的建立涉及庞杂的内容,故初步形成亦需数年时间。如果首批试点城市在一年后较有成果,此项工作将在北京等其他城市逐步推开。

在杨世海处没住上几天,杨念就等来了买家。北京的刘强胜来消息说,有一个癌症患者谢有生需要换肝。杨念便只身来到了北京,在刘强胜的安排下住进了一间地下室。和杨念一起住在这里的还有另外三个供体。经过体检配型,杨念成了那个将要为谢有生献肝的人,他与刘强胜谈妥的价钱是3.5万元。很快,杨念住进了医院,接受一系列的器官移植手术前的准备。
根据相关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必须是捐赠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为了让杨念变身为谢有生的侄子,成为合法的捐赠人,刘强胜让谢有生的妻子马上回老家开具叔侄亲缘证明,而其他的身份证明则由他一手操办——路边无数的造假小广告使这成为异常简单的事情。一个多星期后,顺利通过医院审查的杨念进了手术室。十几个小时后,杨念的肝已剩下40%。
3.5万酬劳费只剩2.5万
然而,拿钱的过程却远非手术那般顺利。在术后将要出院时,杨念仅仅拿到了2.5万元,其余的1万元从此没了下文。而杨念不知道的是,肝的受者谢有生为此付出的却绝不仅仅是2.5万元,而是15万元。谢有生先后给了刘强胜4万元和5万元两笔钱后,又被讨6万元,“他说不给钱就把我们废了。”已难承受惊吓的谢妻只得四处借款筹钱,但他们知道供体拿到4万元,“后来我们知道刘强胜只给了人家两万五,特别生气,但也没办法。”
杨念的遭遇还没有停止,为了拿回自己应得的1万元,其再次找到刘强胜,只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刘强胜叫来的二十多人。惨遭追打的杨念无奈报警,同时也“成就”了北京市首起人体器官买卖案。据海淀检察院邱检察官透露,该团伙成员的落网已牵带出数个人体器官买卖团伙。现警方正积极对其犯罪事实进行查实。
生意火爆 中介两年养190个供体
买卖信息铺天盖地
在百度搜索上敲入“寻肝源、肾源”一词,数万条信息扑面而来,留下的QQ号、手机号不胜枚举,甚至有公司形式出现对此进行操作。他们不仅寻找愿意售卖肝、肾等活体器官的人,同时也广而告之向所需患者提供各配型的肝源、肾源。记者在与多位器官买卖中介联系后发现,他们有着一套规范而明确的要求,业务也已形成一条龙服务。
承诺提供全套证明
对于肝源、肾源的供体,他们大多都要求男性、身高170厘米以上、体重115斤以上,年龄30岁以下。并且,血常规、肝功能、乙肝五项、彩超等基本检查要全部合格。几乎所有中介均表示会承担供体的食宿费用、基本检查和配型检查费用、往返路费以及其他生活费用,有的更承诺除了应得报酬外,出院时还将为供体们向患者申请数千元不等的红包。记者联系到的一位在江苏做“业务”的中介小王称,其两年间养过190多个供体,做成的“生意”有30多个,“手里的供体多,成功的几率就高。”
而对于需要器官源的患者,他们亦提出种种“人性”的提示,对于供体的选择、患者的责任、如何过伦理关等都有相关解读,其服务之周到让人瞠目。一名远在沈阳的中介告诉自称为亲友“找货”的记者,他们三四天即可找到配型合适的供体,“并且我们会为您准备一两个备用供体,供体出院后与患者两不负责,这点您完全不用担心。同时,我们还会提供一套完备的亲属证明材料,免去您的后顾之忧。”
18万元包办器官移植
据记者向北京两家获准器官移植的医院咨询,目前若想进行肝肾移植手术,患者通常要排队等待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具体等多久就不知道了,得看情况。”而肝源、肾源的价格在10万元左右。而民间非法买卖的人体器官似乎也在这个价格上下。江苏中介小王给记者的报价是18万元全包,其中包含了供体器官、体检费用、医生红包、身份证明等相关手续,其甚至声称可以帮助安排医院,“我会带四五个供体去。”对于器官的费用,记者提出质疑:“医院的正规渠道也才10万元,你们也卖10万?太高了吧?!”对此,小王不屑地表示:“医院那是死人的,我们提供的可都是活人的,质量能一样吗?”
原因分析 器官紧缺催生地下产业链
供需矛盾:
150万患者仅万人手术
业内人士透露,我国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主要有三种,死刑犯捐献、亲属间活体移植以及脑死亡和传统死亡之后的自愿无偿捐献者。器官移植的供体不足是个世界性问题,在我国这个人口大国显得尤为突出。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部长王平介绍,我国每年有约150万名患者等待器官移植,但只有1万余人能进行器官移植,供需矛盾突出。
器官移植实践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技术与规模都得到迅猛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临床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的器官移植第二大国。但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核准权,每年被处死的犯人大大减少的境况,以及捐献者需书面同意等措施的推出,使得尸体器官移植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巨大的缺口遂催生了活体器官买卖的“地下市场”。在这个黑市中,供体、受者、中介、医院,似乎无不是获利者,他们密切配合,各担其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
而与此同时,境外人士的中国器官移植旅游却火热一时。曾经成为国外患者救命之所的天津第一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2006年时创造出一年完成600多例肝移植手术的纪录,其中来自美国、日本、沙特等国家的外国患者就占到了一半以上。而去年的一则“17名日本人在中国通过旅游方式接受器官移植”的消息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随后,卫生部即责成相关部门对此事展开调查,同时表示器官移植应优先满足中国公民。
欲捐无门:
光办手续就一个月
今年初,一个父亲举债13万元捐献儿子器官事件又让人们陷入重重迷雾。去年11月4日,王宝田17岁的儿子突遭不测,为了能挽救其他的生命,王宝田决定捐献儿子的遗体和器官。然而,这条路困难重重,繁杂的程序和手续让捐献在一个月后才得以实现。王宝田为此负债13万元,而儿子的器官也因长时间用药维持生命体征而功能受损,最终不得不被医院放弃。
一面是供移植的器官紧缺,一面却是欲捐无门。中国器官移植的尴尬处境,催促着捐献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法律盲点:
无器官买卖罪名
在大多数国家,人体器官的买卖及其相关的商业化操作都有着相应的罪名和量刑,如英国《人体器官移植法案》规定了人体器官买卖的犯罪,日本《器官移植法》规定了非法出售人体器官罪、从事人体器官买卖中介罪以及为获利而非法为他人实施器官移植罪等四项犯罪。
而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完备法律,我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在2007年5月才开始实施。该条例遵循八大原则,包括自愿、知情同意、公平公正、技术准入、非商业化、自主决定等,并对移植机构实行准入制。据了解,目前我国获准进行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已由曾经的300多家缩减至160多家。但对于人体器官的买卖行为,该条例虽然明确禁止,刑法中却并没有直接针对此一行为的罪名。“翻阅了整个法条,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更加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北京市首例人体器官买卖案的公诉人邱志英告诉记者。有法律界人士指出,非法经营罪处罚较轻,与器官买卖的社会危害性不相适应。我国应制定相关器官买卖罪名,并规定最高刑期为无期徒刑的刑罚,才能实现对买卖器官犯罪的最有力打击。
本版撰文 晨报记者 叶青
1某地居民楼简装三居室里住着十几个供体,体检过关后,由中介出钱,免费吃住打游戏。
2在北京的合伙人寻到买家,供体来到医院体检配型。合伙人随后通过街头小广告找到造假者,伪造供体与患者的亲属关系证明。
3合伙人先后向买家讨要15万元,并威胁“不给钱就把你们废了。”患者家属不堪其扰,举债筹钱。
4供体接受移植手术,肝被切走60%,约定的3.5万元酬劳费只拿到2.5万。
典型案件 乞丐之死背后的交易
近年来,各地相继爆出有人从事非法器官买卖的案件。而最耸人听闻的莫过于2006年的流浪汉被杀器官被盗案。据媒体报道,河北行唐县农民王朝阳等四人将40岁的乞丐仝革飞拘禁。之后,王朝阳找到广州一位中介,然后辗转联系到几位医生,谎称在法院和监狱都有熟人,有一名犯人将被执行死刑。之后,王朝阳先将仝革飞杀害,之后欺骗医生死者是刚执行完死刑的人员。几位医生随即摘取了仝革飞的器官,并付给王朝阳1.48万元。这几位医生在返回途中觉得不对劲,在打电话给领导通报情况后,决定报警。随后警方抓获了王朝阳。这起恶性案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器官移植严重的供需矛盾。
他山之石 西班牙:器官捐献率高
对于国外器官供体的情况,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部长王平介绍,西班牙是目前世界器官捐献率最高的国家,每百万人口中捐献器官者高达38人。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有相关的立法,保障了器官捐献的数量。他们的法律规定,其公民在活着的时候没有明确声明不捐献器官的均视同愿意捐献。另有国家还要求公民在驾驶证背面注明是否愿意捐献器官,一旦出现交通意外,即根据当事人意愿进行处理。
最新进展 器官捐献试点首批启动
2010年3月,人体器官捐献体系首先在上海、天津、辽宁、山东、浙江、广东、江西、福建厦门、江苏南京、湖北武汉等十个省市开始试点。负责此项工作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部长王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此次构建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计划由国家和省(区、市)两级机构组成。两级机构包括捐献委员会、捐献办公室、获取组织和专家组。根据试点方案的草案,各省红十字会应建立器官捐献办公室,派出协调员,到各个医院寻找潜在的捐献者,例如重症监护室中的患者,并征求其意见,进行登记。当捐献者达到待捐献状态时,捐献办公室和获取组织根据一定原则分配器官。由于体系的建立涉及庞杂的内容,故初步形成亦需数年时间。如果首批试点城市在一年后较有成果,此项工作将在北京等其他城市逐步推开。

锦江III

人体器官暴利惊人成产业链 少年受骗3千元卖肾

近日,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器官买卖中,黑中介内部的犯罪和因黑中介诱发的犯罪也屡见不鲜,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第一幕“肾头”在医院门口火拼

“真像是港台动作片中的镜头。”作为“肾头”(肾移植中介)王波的朋友,小曲回忆起2009年3月23日下午6时发生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交大一附院)门口的那场血案,至今仍惊魂未定。

“我知道王波那几天做成了一个"单子",当天是来收钱的。我们一起在医院的停车场前聊了好长时间,到下午6点,我提议出去吃饭,没想到事情就在片刻间发生了!王波出门后拦了一辆出租,坐进了副驾驶的位置,我拉开后车门,正上车时就感到后背好像被人用刀砍了一下,回头一看,四五个20岁左右的小伙拿着刀围住了出租车。我就向东跑,一口气跑出50多米远,看见没人追我,就在原地定了定神,扭头一看,王波已躺在医院门口的地上,右腿裤子被血浸透,后来我把王波放在那里去叫医生。王波因失血过多休克,没进急救室人就去世了。我和王波的爱人联系上后,赶快报警。”

向王波下手的人叫王超,也是“肾头”,两个人是生意上“水火不容”的死对头。

今年32岁的王超,是陕西省城固县的一个农民,在天津参加了一次“培训”后就专做起器官移植掮客。2008年3月,他来到西安,基本固定在交大一附院“跑单”。2009年1月,王超和王波联系到了相同的患者和同一个肾源供体,互不相让,由此结下了“梁子”。

“干我们这行的都知道王波比较横,”王超说,“当天我们在网上对骂了起来。2009年过完年后,我听郑州一个同行说有人找我,留下了手机号。然后我就打电话,对方竟是王波。他约我在西安市北郊太华路的一家超市门口见面,到了超市门口,王波几个人把我打了一顿,之后,我的几个朋友也过来了。后来我们又到茶楼谈,王波提出,我要是在交大做一个单子,必须给他1万元提成,我看他带的人比我们多,就同意了。”

被打后,王超忍不下这口恶气。他让同伙吴小军找人教训一下王波。吴小军随即联系了表哥谢二龙。谢二龙又找到杨铁康、吴刚等四五个人。王超分两次先付了他们“工钱”5000元。

考虑到王波出行有时有七八个人跟着,吴小军的行动安排得很周密。吴小军提前住进了医院对面的宾馆,将大门口的情景一览眼底。案发前一天,王超已摸清王波当天可能来医院收钱,告诉了吴小军。吴小军等人分好工,准备下手。

3月22日下午6时许,吴小军看到王波和小曲坐进出租车后,通知吴刚,吴刚和杨铁康等5人提着刀冲到出租车旁。吴刚拿刀先砍小曲,小曲向东跑了。吴刚回头和伙计拿刀砍坐在副驾驶的王波,把他的裤子砍了十几个口子,见王波躺在血泊中,他们乘车向南跑了。

法医鉴定,王波全身多处创口,系被他人用锐器砍伤左大腿致左股动、静脉离断引起急性失血性休克而死亡。案发后,王超、吴小军、谢二龙、杨铁康相继落网,吴刚等3人仍在逃。

2010年3月,西安市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上述4人依法提起公诉。

王波“较劲”的对象远不止王超一个人。和王超在天津参加过同一个“培训班”的许楠,也主要在交大一附院“跑单”,和王超算是同一“阵营”。王波对许楠出手更狠。2008年12月底,许楠找好的一个供体被王波派人直接绑走了,王波让供体离开西安。许楠知道后就去找王波,求王波让他做完这次,自己以后再也不进医院大门了。王波同意了。2009年2月底,王波知道许楠还在干这行,就四处找他,扬言要收拾他。许楠感到害怕,就让吴小军找两个人,把王波收拾一顿。吴小军同意帮他找人。但后来许楠嫌他找的人要钱太多作罢了。

火拼的事发生后,“肾头”出门都多了份安全防范意识,大的“肾头”也从此多雇了几个保镖。

第二幕少年受骗卖肾换来3000元

西安市未央区检察院检察官李虎年见到17岁的西安少年王鹏(化名)时,他蜷缩在床上。面对办案检察官,王鹏的母亲李女士显得异常激动:“我儿子才17岁,好端端的右肾就没了,一只肾最后才落了3000块钱!”

2009年年底,李女士来到公安机关报案,称儿子王鹏被骗到重庆摘除了右肾。而真相是,王鹏右肾被摘的起因是换钱打游戏。

如果说迷恋游戏“充实了”王鹏的青春,他的肾也被自己“游戏”掉了。

2009年5月的一天,王鹏在西安北郊某网吧打游戏时,认识了一个叫解小永的男子。由于沉溺于网络游戏,父母又不多给钱,王鹏手头拮据,窘境被解小永看在了眼里。解小永对王鹏说:“我听说去兰州卖肾能赚大钱,一只肾就可以卖4万元,你愿不愿意去?”年少幼稚的王鹏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几天后,二人到达兰州,通过中间人“杨姐”,王鹏认识了刘文。

第二天,王鹏被人领到兰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查身体、抽血样、做配型,之后,王鹏的配型资料被放到了网上一个专门QQ群里,等候购肾对象和配型结果。

经过一番“网晒”,王鹏的“资料”与重庆一个需要换肾的患者朱某很快配对成功。2009年8月初,王鹏接到刘文的电话,让他去重庆做肾移植手术。重庆那边的接手人,一个叫蒲自军,一个叫刘辉。王鹏事后回忆:“他们确实是一条龙服务,专门搞这个的,速度快,效率高。”

王鹏被送到重庆后,刘辉和刘文谈好中介费以及给供体的钱数,一共6.5万元。刘辉总共收取患者朱某12万元。事后,蒲自军给刘文妻子马春梅账号上打了2.5万元。这一单生意,扣除给医院的换肾手术费用,刘辉和蒲自军各拿走了1万多元。

王鹏在医院做手术住了3天院,刘文和妻子马春梅一直叫跟班的何小雨看守。出院当天,蒲自军在医院附近银行取出4万元交给王鹏。这时,身体虚弱的王鹏想的第一件事仍是上网,但拿着鼓鼓囊囊的4万元现金不方便,于是便从中抽出3000元,其余3.7万元放到了何小雨的手包里。作为黑中介“跟班”的何小雨,每单生意下来分的钱最少,拿着这么多的现金他怎能不动心?等王鹏上完网回到招待所,何小雨已不知去向。

一只肾仅换来3000元,王鹏蹲在山城的街头埋头哭泣。

2009年11月,刘文因涉嫌其他卖肾案在重庆被批捕。今年1月,刘辉、蒲自军、马春梅、何小雨先后被西安警方抓获。3月2日,4人被西安市未央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批准逮捕。

第三幕从“供体”到犯罪嫌疑人

也许是造化弄人,本来差点成为刑事犯罪被害人的刘鹏刚,现在却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刑事犯罪施害者。

2年前的一次切身遭遇,是刘鹏刚心中永远的痛。2008年7月,年方25岁的西安无业青年刘鹏刚,面临成家立业的压力,却不想正当勤劳致富,总想找发财捷径改变自己的生活。

一天上网,他无意中在QQ群里看到一则“一经理患尿毒症高价求肾”的广告,便动了心思,通过聊天平台与“求购者”联系上了。6月中旬的一天,他坐了近10个小时的火车如约来到河南郑州的一家医院。联系人李某问了他的年龄,目测了他的身体条件,十分满意。

李某对他说;“卖肾这事虽然能赚大钱,但国家不允许,是非法交易,所以你只能换个名,给医院说是换肾人的亲戚,自愿捐献,这事才能成,而且事后还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否则法律也会追究到你。”

经过一系列检查、化验,他与换肾人的配型不成功,他感到很失望。失望的并不仅仅是他,知道结果后,本来精心照顾他的李某和几个同伙马上变脸,不仅要他赔偿几天管吃管住的损失,还反咬他自己一个人非法卖肾,要把他交到派出所,并以此威胁让他给家人打电话汇钱。他心里很害怕,找了一个机会,借口上厕所,跑了。

化险为夷后,刘鹏刚想去公安机关报警,但转念一想,自己卖肾本身就不对,弄不好也把自己抓进去了,便忍气吞声地回到了西安。

回到西安后,刘鹏刚仍是游手好闲,经常上网聊天、打游戏,看到QQ群的求购人体器官的广告,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刘鹏刚的“灵感”渐渐被激发起来了:我为什么不能如法炮制呢?他把自己的遭遇和想法告诉了经常一块儿泡网吧的齐军、徐青、吴重阳、刘飞4个朋友,没想到大家一拍即合。

2009年11月21日,刘鹏刚在“河北肝肾QQ群”上看到山东人董某在网页上留下的有人要出售眼角膜的告示,便与齐军、徐青、吴重阳、刘飞4 人商量好分工,打董某的电话,告知“西安有人要买眼角膜,请速来西安。”

次日,董某就带着一个东北男子孙某从济南坐火车赶往西安。23日上午,双方约好在西安南郊八里村一个天桥下碰面。刘鹏刚借了一辆面包车和徐青打前站,董某和那个姓孙的东北人上了刘鹏刚的车。车行走一段后,齐军、吴重阳、刘飞又上了车,董某两人感觉情况不妙,但已经来不及了。车上的几个人把他们拉到车后排,说:“我们是派出所的,你贩卖人体器官,少说也得蹲几年牢”,然后,刘鹏刚一伙用透明胶带把他俩的眼睛和手脚都缠住了,固定在后座上。

刘鹏刚5人随后将董某和孙某带到一个房子里,殴打董某,索要20万元。一番讨价还价后,董某同意2万元了事,便让家人给他的银行卡打钱。家人打了4000元,就被刘鹏刚一伙取走,并“拿”走了董某身上的手机。

2009年12月8日,刘鹏刚在网上一个肝肾QQ群里,发现山东人王某求购肾,一个西安人称有肾源。刘鹏刚便冒充卖肾的西安人和王某联系,一伙人将王某骗至西安北郊张家堡后,用仿真枪威胁王某,从王某银行卡上取走2.1万元“保密费”。

董某和王某报案后,刘鹏刚、齐军、徐青、吴重阳(刘飞在逃)被公安人员抓获。

背景提示据有关权威部门调查统计,我国每年因病需要器官移植的大约有150万人,已成为器官移植需求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国家,而合适的“供体” 仅能满足其中的1%,有时甚至连1%都不到。庞大的“器源”需求,稀少的“供体”,不仅使黑中介暗中滋生,也使得这些器官“掮客”得以在器官买卖“黑市” 恣意游走,大赚昧心钱。在巨大的“蛋糕”面前,黑中介“内部”的生死争斗和因非法器官买卖诱发的犯罪,也让这个“地下黑市”频现令人惊恐揪心的一幕。

记者观察铲除黑中介需法律重拳出击

2007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还规定不得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用于移植。2009年12月30日,卫生部下发了《关于规范活体器官移植的若干规定》,严格规范了活体器官“摘取”和“植入”的细节。

但由于器源缺口巨大,非法器官买卖仍屡禁不止。加之一些做移植手术的医院考虑到特殊的经济利益,对供体资格、真实身份审查不细,互联网平台提供的信息沟通便利,使黑中介在个别大城市扎堆“发展”,甚至“蔓延”成一个专门的“行当”。

极个别的黑中介竟以公司模式非法存在和运行,一些“过来人”甚至还设论坛传授器官买卖致富的生意经,如王超、许楠都在天津参加过所谓的“专业” 培训。

人体器官买卖引起的社会问题难以预料,如在人体器官交易较早出现的印度,富人可以买穷人的器官重获健康,而穷人则必须以身体残缺为代价以求改变人生,加剧了贫富阶层的社会对立和矛盾,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法律上明确禁止器官买卖。

在发达国家,器官移植多由亲属之间捐献和逝者捐献解决,我国骨髓捐献等已形成风尚,但因受传统观念影响,创伤性的器官移植在亲属间也不多见,而且除人体眼角膜外也没有倡导逝者捐赠器官的专门组织,因此给了黑中介很大的生存空间。

而黑中介缘于利益冲突引起的争斗,本身已成为制造和诱发犯罪的温床,日益演绎成一个高危的市场。

有专家指出,规范人体器官移植行为,需要抓两头管中间,而铲除黑中介则需要法律的重拳出击。

锦江III

中介豢养多人提供器官交易

四川男子刘某某因家境贫困急需用钱,便上网寻找收购人体器官的帖子,最终以4.5万元人民币将自己 60%的肝脏出售。事后,了解了整个器官买卖过程的刘某某,找来另外两名刘姓老乡,做起器官买卖的中介。其间,他在网上联系上一名叫“阿阳”的男子,让他专门负责供养“供体”(想卖器官的人)。目前,刘某某、两名刘姓男子和阿阳均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检方提起公诉。

黑市老板卖肝入市

在刘某某的上身有一道长长的弯形疤痕,这是他在2008年12月,将自己60%的肝脏卖出后留下的刀痕,这道明显的痕迹就是他从事人体器官黑市交易的开始。刘某某说,他是四川邻水县人,1984年出生。2008年10月中旬,家里急需用钱的他想到用出卖自己器官的方式获取收益。于是,他在网络上搜寻需要换肝的信息,找到一家收购肝、肾的信息公司,并按照公司所留的电话和QQ信息与对方取得了联系。

对方了解了刘某某的身体状况后与他达成协议,并表示手术结束后刘某某会得到4.5万元好处费。在对方的安排下,刘某某到北京的望京地区居住下来。2008年12月,他被带到北京一家医院进行体检,体检合格后便住进医院,签字准备接受手术时,刘某某自己签署了病人家属的姓名。在医院做了60%的肝脏切除手术后,又住院12天。出院时,他如愿得到了4.5万元。

“我了解了整个器官买卖的过程,我也想干这行挣钱。”面对警方的讯问,刘某某称,当时他的手里没有“供体”和患者资源,便建了一些肝肾移植的QQ群在里面聊天,并了解行情。去年2月,有人主动联系到刘某某,想通过刘某某寻找肝源。他到医院核实了病人的情况后,开始通过网络寻找“供体”。由于那名需要换肝者病情恶化突然死亡,这笔生意没有做成,但他更坚定了做黑市器官买卖中介生意的想法。于是,他找来了两名刘姓老乡到北京帮忙,但“供体”的渠道依然是个问题。

寻找供体集中供养

刘某某称,去年3月,他正在一筹莫展之时,通过QQ认识了一个叫阿阳的人。阿阳称可以帮他供养照看那些想卖器官的“供体”,他于是与阿阳取得了联系。4月下旬,刘某某来到河南,将几名“供体”集中安置在河南一个地方,并交给阿阳5000元,让他负责供养照看这些“供体”。4月底,刘某某再次让其中一名刘姓同乡赶到河南,帮助阿阳供养这些人。另外一名刘姓老乡帮他打理北京的事务,负责带“供体”体检等工作。
在阿阳的眼里,刘某某是老板,他是专门负责帮忙供养“供体”的工作人员。这些“供体”也知道,自己的老板是刘某某,而刘某某很少在供养“供体”的地方出现。

阿阳说,他姓杨,今年25岁,是重庆江津市人。去年2月,他在网络上认识了刘某某,当时没有工作的他愿意替刘某某工作。阿阳称,他和刘某某的刘姓老乡负责照顾“供体”的饮食起居,买菜、做饭。他还要带着新来的“供体”到医院做检查,查明血型、身体状况,看看有没有传染病,身体健康的留下,不行的就走人。最多时,他同时照看12名“供体”,但陆续由于身体原因离开。“这里面只有一个姓杨的‘供体’是我联系的,其他人是怎么找到的我不知道。”阿阳表示,好像有一名王姓男子给刘某某提供器官源。该情况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供体被打报警讨“薪”

东窗事发后刘某某交代,他一共成功买卖器官4起。每次“买家”家属一次性交给他10多万元,“供体”的住院费用从这些钱中扣除,剩下的就是刘某某的纯收益,每次大约收益2万元。“有一次‘供体’的住院时间长,我没挣钱,还自己垫了不少。”刘某某称。

去年5月13日,刘某某联系到“供体”杨某,在医院为一名患者进行了肝脏移植手术。由于医院规定,必须患者三代以内的直系血亲,才做人体器官移植,所以在安排下杨某假扮成患者的侄子,患者的妻子为此特意到老家为杨某办理了假身份证明。刘某某答应,手术后给杨某3.5万元好处费,双方达成共识。同年5月22日,患者家属给了刘某某15万元。翌日,他分两次给了杨某共2.5万元,并表示次日再给他1万元。但第二天,刘某某表示不再给杨某钱。对此刘某某辩解称:“我本打算28日把剩下的1万元钱给他,可是他在25日找来了6个人威胁我。”

杨某说,与家人商量后准备报警。为获取证据,杨某带着表哥等6人找到刘某某,要求他把自己在医院的检查单归还,并表示要报警。刘某某劝他说:“没事的,你看我也做过手术,3个月后就和正常人一样了。”双方谈判后,刘某某表示可以给杨某10万元精神补偿费。当月25日晚上,在西直门北大街43号院内,杨某等待着刘某某前来给他送钱,谁知却等来了20多名男子冲过来将他毒打一顿。“刘某某和他的老乡都在,他们都打了我。”随后,北太平庄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将杨某送到二炮医院进行治疗。经医院诊断,杨某浑身多处受伤。化验显示,杨某的血象极高,体内感染情况严重,随时有休克的危险,危及生命。就在次日,医院大夫要对其进行身体检查时,发现杨某已经离开病房。

检方起诉非法经营

去年5月26日早上7点,刘某某更换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和一名刘姓老乡逃跑到了天津,随后又在当晚辗转北京逃往石家庄。

此后,海淀公安分局刑警队迅速展开调查,于同年5月27日将阿阳和一名刘姓男子抓获。次日,刘某某和另外一名刘姓老乡在河北被抓获。就此,一条黑市买卖人体器官的链条被彻底斩断,由此非法获利的9万多元人民币也被随即冻结。据了解,杨某是湖北人,做肝脏移植手术时年仅19岁。经调查核实,去年5月13日,在海淀区杨某为一名患者提供肝脏进行肝脏移植手术,并收取该患者人民币15万元。

负责处理该案的海淀检察院检察官告诉记者,“非法经营罪”是指经营“不允许自由买卖的物品”的行为。目前我国《刑法》没有直接针对非法买卖人体器官行为的罪名,但2007年公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规定,不允许任何人或组织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活体器官的接受人必须是捐赠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因此,检方对该案的4名嫌疑人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进行起诉。 本报记者穆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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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叫产业链吧，和供应链差别还是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