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CEO吗？看看“CEO的力量”

arctic4587

CEO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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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24 11:46:07

　　休养了六个月之后，苹果公司CEO乔布斯本月准备重返工作岗位。但他的健康状况仍令投资者们担忧：乔布斯一打喷嚏，苹果股价就要感冒，这次他能坚持多久？CEO对企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其能量是否足以成就和毁灭一家公司？最新研究表明，虽然有些CEO表现很优秀，但没有他们，也许我们的日子更好过。

　　如果你愿意，请替苹果持股人想想他们所遭受的折磨。就像守在生病孩子床边的焦躁父母，一年多来，关心史蒂夫·乔布斯健康状况的投资者一直搓着双手，心神不宁。2004年，这位苹果公司CEO（首席执行官）因为患上一种罕见的胰腺癌接受了手术，从那以后，其健康状况就成为股民、分析师和乔布斯信徒们的心事。在一些观察家看来，乔布斯和苹果的命运已经纠缠在一起，无法分开。去年一名分析师预计，如果乔布斯离开，苹果将立即损失四分之一的市值。乔布斯的医生们也许可以根据手中掌握的乔布斯病历炒股，因为它与苹果的股价息息相关，后者的走势相当精确地反映了乔布斯的身体状况。

　　去年6月份，长期投资者对苹果CEO的关注达到顶峰，当时乔布斯在苹果软件开发工程师会议上现身并发表演讲。他削瘦的体型引发了很多忧虑，人们害怕他的癌症已经复发。虽然苹果公司发表声明，说乔布斯只是受“常见病菌”感染，但投资者还是纷纷抛售股票，一天之内苹果股价跌去4美元还多。大约六周之后，《纽约时报》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乔布斯告诉苹果董事会，他的癌症没有复发，现在正接受一项外科治疗，以解决体重骤减的问题。新闻一出街，苹果股票立即反弹了2.6%，但是到了8月份，警报再度拉响，因为电子故障，彭博社一些倒霉家伙误发了一则乔布斯的讣告，霎时间交易员接到无数卖出股票的电话，忙得焦头烂额，直到彭博社把讣告删除。

　　很快就有投机者开始利用苹果股价与乔布斯健康之间的关系中饱私囊。去年10月份，CNN.com的一名志愿记者（该网站正在做所谓的“公民新闻实验”）发出了一条完全虚假的报道，说乔布斯心脏病突发，被送往医院急救。交易员们怀疑这是一条诡计，以便报道者从苹果下跌的股价中牟利，虽然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后来的调查表明这只是一个少年的恶作剧。不管怎样，在CNN发出更正声明之前，苹果股票急跌了5.4%.

　　在这方面，1月份的“Macworld大会事件”乃是登峰造极之作。Macworld大会一年一度，今年报道大会的网站MacRumors遭到黑客攻击，他们打断了正在进行的现场报道，以“史蒂夫·乔布斯刚刚去世”的显眼字样取而代之。网站很快否认了这条消息的真实性，但是仅仅三分钟后，黑客又在这场较量中占了上风，他们打出这样一行字：“噢，请等等，对不起。史蒂夫的确死了。我们深表哀悼。”时隔不久，大会组织者就取消了现场报道。

　　苹果的保密主义公关策略也给谣言准备了充分的空间。乔布斯的隐身天分传染了整个公司，记者们试图调查任何有关公司的事情都会照例遭到拒绝。苹果也曾正式就乔布斯的健康状况发出声明，但效果与他们预期的恰恰相反。在2008年6月那次会议上，该公司轻描淡写、拒人千里地表态说，乔布斯只是受“常见细菌”折磨，在乔布斯弱不禁风的形象映衬下，这话显得极不靠谱。

　　但是，这份声明的荒诞程度远逊于今年1月份那份声明，它声称乔布斯面对某种“激素不平衡”，影响了他对蛋白质的吸收。在由公司代为公布的一封信中，乔布斯安慰大家说，这种病的治疗“相对简单和直接”。这份新闻稿缓解了人们对他体重下降的担心，刺激了苹果股票价格上涨。但仅仅九天之后，这美好的一幕就成为过去，乔布斯通过苹果发布了另外一份声明，承认自己的健康问题比原来想像的“更为复杂”，并表示暂时离开公司六个月进行治疗和休养。

　　不用说你也猜得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儿。第二天股市一开张，苹果的股票就跌了差不多5美元，使得该公司市值蒸发了大约40亿美元，虽然当天交易结束前，它又收复了部分“失地”。经历过这种痛苦的折磨，投资者面对传言和苹果公司声明时摇摆不定，不敢确认到底谁更可信，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苹果仍坚持说乔布斯将于6月份重返工作岗位，但很多观察家表示怀疑。与此同时，苹果的股价从1月份的低位一跃而起。这也许意味着，投资者正逐渐适应他们最喜欢的CEO可能离去的现实。

　　不管乔布斯复出的说法最终证明是真是假，它都提出了一个更重要、更严肃的问题：除了股价的短期波动，乔布斯回归是否真的会对苹果产生重大影响？换句话说，一名CEO到底能造成多大的不同？

　　若在几年前，答案也许十分明朗。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公司丑闻和全球金融灾难将英雄CEO们打回原形，撼动了信徒对他们的崇拜。这种崇拜始于1979年，当时李·艾柯卡出任克莱斯勒总裁，将这家濒临倒闭的公司拯救回来，并将它带入短暂的复兴时代，1984年使该公司赢得了24亿美元的利润。此后二十多年中，这种崇拜日见增强，一些CEO———如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微软的比尔·盖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沃伦·巴菲特———单枪匹马把企业打造成股市上的超级明星，一炮走红，吸引了无数拥趸。

　　对于相信CEO超级重要的人来说，即使是CEO队伍里的恶棍和无赖也反向论证了CEO的空前影响力。CEO们有能力缔造伟大的公司，也有能力毁灭它们。泰科公司的倒掉与其锒铛入狱的前CEO丹尼斯·科兹洛夫有直接关系，安然的崩溃也跟杰弗里·斯基林的妄为密切相关；2005年3月，因涉嫌参与一项会计丑闻，独裁的莫里斯·汉克·格林柏格被迫离开AIG，在那之前，他策划了公司的扩张战略，创建了金融产品部，助长了公司的疯狂投机，导致它最后差点垮掉。“我走之后，哪管它洪水涛天，”这大概就是他的座右铭。

　　因此，企业信仰的是苏格兰作家卡莱尔提出的《历史伟人论》。即便我们现在蹒跚于经济危机的泥泞中，这种理论依然有大群热心追随者，CEO们自己就更不用提了。据说，美林证券前CEO约翰·塞恩认为，他对美林证券贡献巨大，理应得到4000亿美元的奖金。即便在这家历史悠久、令人尊敬的投资银行遭遇惨重损失、不得不投入美国银行怀抱之际，他依然这么想。当然，美国银行对此不敢苟同，塞恩不仅没拿到2008年的奖金，1月份还被炒了鱿鱼，黯然离开。

　　对CEO必须另眼相待的观点是由一众管理大师和薪酬顾问炒作起来的。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向董事会、投资者、记者和CEO们自己推销这样的理念：首席执行官乃无价之宝。管理大师们要想拉到新的业务，主要依靠客户们的举荐，如果他们告诉某位CEO客户他只是一架机器上一颗平凡的齿轮，将不会得到任何感谢。薪酬顾问们心里也清楚，如果他们能为CEO客户争得高薪，将会得到丰厚回报，这些CEO需要制定员工福利计划之类的东西时，首先就会想到他们。

　　然而，那些曾经在明星CEO身边工作的人不一定认同大众对英雄的崇拜之情。在2006年5月号的《斯坦福商业杂志》上，斯坦福大学管理学教授罗伯特·萨顿和杰弗瑞·佩弗讲述了他们与斯宾塞·克拉克之间的对话。在杰克·韦尔奇领导通用电气的年代，克拉克是该公司一名高管。“杰克做得不错，”克拉克说：“但是大家似乎都忘了，在他担任CEO之前，通用已经存在了100多年，此外还有7万人协助他工作。”

　　很多学者都与克拉克一样，对明星CEO的功能表示怀疑。“CEO是否不可或缺”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商业研究者们70年了。虽然至今争议还没有结果，但是大多数著名的商业学院教授和其他专家都认为，人们对于谁坐公司第一把交椅这件事看得太重了。

　　关于CEO的重要性的争论最早始于1930年代，由新泽西贝尔公司的前总裁切斯特·巴尔奈德率先发起。巴尔奈德是最早一批承认企业首先是一种社会组织的学者之一。他认为，企业中存在的社会现象，比如集体审议和派系斗争，至少和冷冰冰的理性分析与思考一样，影响着公司的运作。在巴尔奈德看来，作为一种社会力量，CEO在企业内部的作用是无可匹敌的，只有CEO才能将价值观和热情注入平凡的职业生活，鞭策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让他们觉得自己并非只为混口饭吃。

　　巴尔奈德为CEO的工作寻找意义的行为并非首创，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和社会理论家先驱马克斯·韦伯的作品里，就早已谈论过同样的话题。当19世纪慢慢让位于20世纪之时，教堂和其他类似机构的影响力逐渐衰减。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等书中，韦伯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心，那就是新兴的机构，特别是大型企业，无法用精神和意志的力量浸润人们的身心。而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书中，亚当斯沮丧地琢磨着，在一个被商业和科技统治的新世纪，他所学的古典知识是否还有价值。两人都怀疑，专为财神打工的现代工人，如何才能振作热情，像前人那样一鼓作气，建造出欧洲最伟大的宫殿和教堂。他们害怕，面对资本主义冷冰冰、非人性的要求，人类精神将逐渐枯萎，并预见未来社会将陷入一片混乱和迷茫。

　　相形之下，巴尔奈德要乐观多了，他认为企业可以成为意志和价值观的集合体，取代宗教。事实上，他认为企业的存活依赖于CEO将工作神圣化的能力。“即使在纯商业机构中，”在其经典著作《经理人员的职能》中，他写道：“物质刺激也是极不可靠的，没有其他刺激的配合和加强，物质鼓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他看来，失去了有追求的CEO，企业将最终失去号召力，堕入失败。

　　从那以后，人们达成了一种共识，即不管怎样，企业都会不可避免地染上CEO的个人色彩———杰克·韦尔奇把通用电气变成了一条侵略性十足、冷酷无情的领头犬，杰弗里·斯基林执掌安然时，则延揽了不少精于投机的虚无主义者。巴尔奈德在知识领域的一大继承人是管理理论家吉姆·科林斯。在2001年出版的畅销书《从优秀到卓越》中，科林斯精心列出他眼中最为杰出的11位CEO，认为他们在企业的成功中扮演了最重要角色。他们的共同点是“极端的谦卑”。科林斯说，这些人不是拖着肥胖的身躯在公司走廊里晃来晃去，吼叫着下命令，并把前进路上的一切阻碍压得粉碎，他们平静地利用自己的个性为企业服务，以身作则，启发和鼓舞其他员工。

　　但是这种个性力量或者说其他管理能力的影响到底有多强？1972年，斯坦利·列柏森和詹姆斯·奥康奈在《美国社会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重要论文《领导风格与企业业绩》，认为其影响其实非常有限。可能是受当时的反权威主义思潮影响，两位作者宣称，就企业的业绩而言，CEO的影响很少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有足够的数据支撑这一观点。他们研究了167家公司的统计数据，发现影响一家企业收益率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其所从事行业的竞争状态、企业的规模和结构，以及CEO的管理决策。“行业效应”———比如资金量的多少和市场的稳定性———在影响企业利润的能力方面中占30%的比重，“企业效应”———比如公司在该行业中的历史地位———占23%的比重，而“CEO效应”只占14.5%的比重。而且，这14.5%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某些CEO做出正确的决定是出于智慧和经验，有些则只是碰巧走运而已。

　　一些学者对列柏森和奥康奈的研究进行了复制和扩展，很多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外部因素对企业业绩的影响远大于CEO本身。事实上，最新一些研究证实，“CEO效应”的影响远逊于比列柏森和奥康奈所认定的比重，大概在4.5%到12.8%之间。

　　斯坦福大学管理学教授詹姆斯·马奇走得更远，他认为，任何运营良好的公司，在培训和挑选管理人员方面都十分尽心尽力，那些CEO候选人们的教育水平、工作资历和心理状态都极其相似，因此是可以互换的，挑哪一位都可以，麻烦的是必须从中挑出一位来。“管理者们有可能水平一样，分不出高低，但管理工作本身依然是非常困难和重要的，”他写道：“让你说出两个电灯泡有何不同、哪个更好是很难的，但你又不能所有电灯泡都拿走，在黑暗中是无法阅读的。”

　　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他们希望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解读CEO的影响力。杰弗瑞·伊梅尔特接任杰克·韦尔奇出任通用电气CEO之后，因公司表现不佳饱受攻讦。今年初，在《金融时报》举办的论坛上，他委屈地说，1990年代“任何人都可以管理通用，并且都能管理得很好。”为表示强调，他还补充说：“不仅任何人在1990年代都可以管理通用电气，一条狗都可以胜任这个职位，一条德国牧羊犬也可以管理通用。”值得赞扬的是，韦尔奇多多少少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可。“在1990年代当CEO要轻松得多，”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他承认：“我们当时是站在顺风向。”就像人们评论华尔街时常说的：牛市之中人人都是股神。

　　一些学者表示，不少人认为改革型的CEO有能力重塑企业文化或者将员工带到新的高度。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研究发现，通常来说，无论由谁掌舵，人们都很难对企业这样的大型实体机构产生效忠之情。他们的忠心是很局限的。就像步兵一样，他们的归属感也许可以扩展到自己所属的那个排，但也仅此而已，不会再进一步。而且，在后现代年代，如果你说起高远目标或者神圣事业之为堂皇言语在，员工们只会嗤之以鼻。在此背景之下，CEO对企业的影响力可能在高管团队里比较明显，但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会迅速衰减。

　　哈佛心理学家J·理查德·哈克曼曾经就小型团队内领导者的作用进行了广泛调查和研究，发现领导者的确对整个团队的成败具有明显影响。在2002年出版的《领导团队》一书中，他论证说，当需要合作时，小型团队表现得最好，众多下属就像工蜂一样围绕在领导者周围。领导者的任务就是创造条件，让团队成员有效合作。领导者需要清楚地解释团队的目标，但无须一条条列出达到目标的程序。那些有勇有谋的领导者可以对团队的工作效率产生极大影响，但是无论领导者如何作为，如果团队逐渐变大，其效率就会随之降低。哈克曼说，理想的团队规模是六个人左右，随着团队规模的扩大，业绩中出现的问题会呈指数级增长，领导者的影响会迅速减少。

　　一些学者认为，忠诚度的“地域性”意味着真正对公司业绩表现有影响的不是CEO，而是中层管理者们。在最近出版的《中层领导真相》一书中，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保罗·奥斯特曼主张，中层管理者既不是被无情的官僚机构剥夺了独立行动能力的“受害者”，亦非呆伯特漫画里描绘的那种蠢得什么事也做不成、只能把事情搞糟的恶棍。在奥斯特曼看来，中层管理者是帮助企业日益壮大、达到社会和经济统治地位的“秘密英雄”。“发展就靠中层管理者，”他说：“他们是做具体策划工作的人。”就像手工业者一样，中层管理者通常认为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通向更大的事业。他们对于一起工作的人保持高度忠诚，但对于整个企业的忠诚度往往不敢恭维，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目睹高层管理者夺走了所有奖励和荣誉。“在中层管理者之中，玩世不恭和犬儒主义更为盛行，”奥斯特曼说：“如果让他们多跑几公里，他们积极性不高。”

　　提出“CEO是否真的很重要”这样一个问题，也许本来就是错误的。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诺亚姆·华瑟曼、巴拉特·阿南德和尼汀·诺瑞亚等三位哈佛教授表示，正确的问题应该是：在何种情况下，CEO才具有重要性？他们利用一种先进的统计技术———它有一个奇妙的CSI风格的名字“偏差分解分析”———调查了42个行业中531家公司，将“领导者效应”与其他对企业表现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区分开来，专门研究。他们的结论是，领导者有些时候确实影响很大。在电力公司中，谁出任CEO区别不大，因为该类企业受到政府和燃料价格的严格限制，CEO没有多少决策余地和施展空间。教授们称这类CEO为“破浪神”（即装饰在船头的雕像，意指有名无实的领导者）。除了电力公司，历史悠久、稳定、保守的行业里也常可见到这类CEO的身影，比如造纸厂、肉类批发企业，这类企业变革速度极慢。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某些行业，CEO却有很大的决策度。他们号称“为所欲为的管理者”。在动态研究（RIM，加拿大一家通信公司）、摩托罗拉和苹果等公司里，CEO什么都管：他们决定将向翘首等待的公众发布哪款新手机，将使用哪家芯片公司作为这款新手机集成电路的供应商，将和哪些电话服务提供商合作。这些决定都至关重要，比如RIM的最新款黑莓手机已经卖得脱了销，而摩托罗拉上次推出新款还是2004年。可以说是上辈子的事了，要知道这一行的产品周期都是以月计的。

　　在竞争白热化的行业里，比如通讯设备、电脑或航空业，新产品的开发至关重要，市场选择的决定也很难作出，这时CEO可以发挥更大作用。投资者之所以关心史蒂夫·乔布斯的健康，是因为他们相信苹果需要乔布斯高明的决策才能。当乔布斯1997年回到苹果时（1985年他在一场会议室暴动中被逐出这家公司），就决定将公司全部资源投到iMac上（在产品设计实验室里它已被打入冷宫）。结果，这些像糖果般色彩绚烂的电脑帮苹果收回了大批财富；然后他决定苹果的下一个主打产品将是一部MP3播放器，收获同样惊人。虽然iPod在拥挤的手机市场上姗姗来迟，但这台优雅的小机器却风暴般席卷了整个世界。

　　当然，不是每个“为所欲为的管理者”都像乔布斯一样能干。“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华瑟曼、阿南德和诺瑞亚三人写道：“CEO效应并非一定意味着正面的影响。”事实上，CEO效应为负面的时候至少与正面的时候一样多。首先把CEO分为“有名无实”和“为所欲为”两种类型的是唐纳德和西尼·芬克尔斯坦，他们在1987年发表于《组织行为学研究》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这种二分法。现在他们暗示说，如果公司领导者的影响很小，几乎可以忽略，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假如一定要在二者之中选其一，”他们写道：“很明显，我们宁愿保留有名无实的CEO.”

　　他们可能想到了Beatrice连锁集团的遭遇。这家集团经历过两位“为所欲为的管理者”，华莱士·拉斯玛森和詹姆斯·达特，他们于1970年代末期先后上任。根据哈佛教授乔治·巴克的描述，Beatrice过去的CEO们是以一个剧本为蓝本，把Beatrice从内布拉斯加州一家乳品店变成了吸金能力超强的销售集团，其产品从美登高冰淇淋到新秀丽箱包，无所不有。那时Beatrice专注于收购那些赢利能力颇强但需要资金的家族企业，它们运作得不错，只是缺乏尖端的工艺技术。Beatrice为它们提供资金和高端管理培训，但在其他方面并不怎么过问。

　　拉斯玛森和达特上任后改变了一切。他们对那些家族企业没有兴趣，而是义无反顾地投入代价高昂的竞标战，专门盯着那些大的上市企业。尤其是达特，在Beatrice的芝加哥总部中，他大搞集权，强迫原来各自独立运营的机构重组成六个部门。利润下降，股东们纷纷抛售股票，有传言说Beatrice将遭遇人事地震。最后，公司有五位高层集体表态，称如果达特留任，他们就辞职，在此情况下达特只好黯然挂冠。最后，融资收购大鳄KKR买下了Beatrice，将其拆分。人们兢兢业业耗时85年才把Beatrice发展得有模有样，这两位只花了九年时间就把它弄得分崩离析。

　　也许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CEO可以很有影响力，但如果他们没有，我们的日子也许更好过。“优秀CEO只能带来一点点好的变化，而差劲的CEO却可以把我们的日子彻底搞砸，”2006年斯坦福大学教授杰弗瑞·佩弗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如是说。被为所欲为的管理者折腾了八年之后，不少美国人也许会同意这一点。译：G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