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岳阳楼记》
傅 志 明
有一幅描写岳阳楼的著名楹联,其上联写道:"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句,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每过必醉,诗耶?儒耶?吏耶?仙耶?"写了四位著名历史人物与岳阳楼有关的四件著名的事:杜甫的诗、范仲淹的文、滕子京的政绩、吕洞宾的轶事。其中关于范仲淹的文,没有直说他的不朽名篇《岳阳楼记》,而是只说其"两字关情"——将一篇三百六十多字的著名文章归结为两个字,而这两个字之所以要紧,只因一个情。这也是自古以来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这两字,当然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的忧乐二字。一篇《岳阳楼记》,虽然字字珠玑,要是没有这两句,不过一篇文字优美的普通抒情散文而已,能否还会成为千古传诵的不朽篇章不得而知,但至少不会如此地震撼古往今来仁人志士们的心灵。而这两句表现作者伟大人格、令后人无限景仰和崇敬的名言,要紧的也的确是忧乐两个字。忧天下之所忧,乐天下之所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现了作者何等崇高的牺牲精神!何等伟大的理想和抱负!!这正是儒家的理想人格——济世治国平天下。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楹联作者才将范仲淹称为儒,而称杜甫、滕子京、吕洞宾为诗、吏、仙。
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反映的只是作者内在人格的外在表现,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伟大人格的光辉,而不是伟大人格本身。按照传统的说法,这是属于个人修养的言与行的层面,还不是内在的心与性,不是一个人的全部。这种言行虽然令人景仰和崇敬,但究竟没有告诉读者应当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并且这种境界与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差也太远,因而难免有遥不可及、高不可攀的感觉。因为有了这种感觉,所以对《岳阳楼记》,虽然上中学时就非常喜欢,全文背过,字字句句都铭刻在脑海里,历经二十多年,至今不忘,但一直觉得似懂非懂。上面所引楹联说范仲淹"两字关情",关的什么情?与普通人之常情有什么不同?仅从这两句话也看不明白。
最近购得一本清代馆阁体代表人物张照书《岳阳楼记》的影印册页,使我有机会重温《岳阳楼记》。这次重读,对这一千古名篇有了新的认识,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有了新的理解。我以为,理解《岳阳楼记》的关键,最能体现作者崇高境界的,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而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现的仅是作者的道德人格或境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表现的却是作者整个的人格,是作者作为一个人所达到的境界。正是有了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才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抱负和崇高精神境界。并且,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所反映的不仅是儒家所谓仁人志士面对天下国家时应有的情怀,而且是更为基本、也更为崇高的人生境界。有这种"古仁人之心"的人,不是没有人之常情、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而是能够超越人之常情,体验人生本来意义的君子,是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大丈夫。
作者在文中用一大半篇幅,重点写了岳阳楼周围景色四时变换给人们的心情带来的变化:淫雨霏霏之时,满目萧然,感极而生的去国怀乡、忧谗畏讥之悲情;春和景明之时,碧波万顷,皓月千里,心旷神怡、宠辱兼忘之喜情。然后笔锋一转,写道:"吾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在作者看来,触景而生的悲喜之情只不过是普通人之常情,是人皆有之的忧与乐,不是作者所应有之情,不代表作者之所忧所乐。作者所追求的,是要超越这种人之常情的"古仁人之心"。具有这种心的"古仁人",与普通人有不同的悲喜之情,有不同的忧与乐,也有不同的行为表现。那么,具有这种"古仁人之心"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呢?作者紧接着写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事实上,到此,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已经表达完了,所要抒发的感情也已经抒发完了。如果说还有什么未尽之意、未表之情的话,也只是最后"噫嘻,微斯人,吾谁与归"一句所表达的曲高和寡的孤独之感。然而作者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解答了读者可能产生的疑问,写下了撼人心魄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作者所期许的"古仁人之心"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一个胸怀天下、舍身忘我、积极进取的志士仁人形象跃然纸上,也将全文推向了高潮。
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当然不是长戚戚的小人,而是坦荡荡的君子。然而,利弊得失、富贵贫贱、荣辱沉浮,乃人之不可测者。上自古圣先贤如孔子、孟子等,下至普通百姓,谁都不知道一生遭际如何,满腔热血、满腹经纶能不能有所报效。但人生并不因遭遇不同而有高低贵贱的差别,也不是只有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名垂青史才有意义。人生自有其本来的意义,不是由人生之外的什么东西——如事业、财富、学术成就等决定的。这种意义是超越于事业、财富、学术成就等等之上的。而能体验、实现这种人生本来意义的人,自然也必须超越对事业、财富、学术成就等等的追求,超越于利弊得失、富贵贫贱、荣辱沉浮之上,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崇高境界。相反,斤斤于人生穷达、事业成败的人,整天患得患失,如韩愈所说,"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是体会不到这种本来意义的,也不可能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用佛教的话说,因为他太"着相",心中总是有一个"我"、有一个"物"忘不了、放不下,所以装不下天下国家和万家忧乐。
事实上,政治上的荣辱沉浮,事业上的成败得失,以及生活上的富裕穷困,甚至天下国家的兴衰,都不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所真正追求的不是这些外在的物质和事功,而是内在的自我完善。正如《大学》开宗明义所指出的,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用孔子的话说,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用宋代哲学家张载的话说,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由此可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仅是作者内在人格的外在表现,是儒家所谓仁人志士应有的行为,但并不是其人生追求,或者说作者的人生追求远不止此。作者的追求是成为"仁人",成为具有儒家理想人格,像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完人。这才《岳阳楼记》的立意所在,才是作者所抒之情。
时2005年1月5日,于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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