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富士康被英国《星期日邮报》指为“血汗工厂”。该报道称,“苹果的旗舰产品iPod主要由富士康的女工生产,她们的月收入仅有27英镑(约合人民币387元),但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5个小时。”
“4个月前,我第一次进装配间,穿上这身衣服后,呼吸困难,竟晕倒了。”谈起那次意外,赵霞显得不好意思。她躺了几个小时,到下午就好了,她把自然的恢复理解为对环境的适应。“我见过好几个跟我一样的工友,刚进来也晕倒过,有些人脸上还起过红疹。不过我现在基本适应了。”尽管她现在依旧觉得“带着口罩还是很难受”。
上午这4个小时里,赵霞要一直坐着,因为这个环节的流水线只有一米多高。在以前干活的那个环节,她要站满4个小时。“我宁愿站着,坐着更难受,因为不能抬头,一抬就碰到机器的隔板。”
说到工作环境的艰苦,赵霞提到了不久前的一次反抗。因不满于公司高负荷的工作,她所在工作线上的9名女员工曾组织过一次集体辞职,但最后公司以调换车间的方式迅速平息了此事。
那场没有结果的“造反”后,赵霞和她的姐妹们又回到了既定的节奏中:1个小时的午饭和休息后,从12点半到下午4点半,又是同样的4个小时。从5点半到7点半是惯例的2个小时加班时间。“回去后,什么都不想,就想马上睡觉。”
就这样,周一到周五,每天加班2个小时,周六和周日每天加班10个小时,一周中,赵霞一般要“坐”满70个小时。
如果遇到赶货,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10个小时,仍按10个小时算,超过的部分算做是“员工对公司的贡献”。 低于标准线30%的底薪
一个埋头抽烟的长发小伙子突然抬头问记者,“今年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
得知今年7月1日后,按深圳劳动与社保局规定,关外将从每月最低580元涨到700元,他没有表现出丝毫愉悦,只是掐灭烟头,叹声“又要开工了”,走回车间。
赵霞似乎也对底薪的调整充满怀疑,实际上,她现在的底薪只有400元,比目前规定的580元低180元。
深圳市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告诉记者,“我认为台资企业中劳工待遇改善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流动性大、工人难以组织起来。”
刘开明对近日的富士康“虐工传闻”不感到吃惊。从1990年代,刘开明就开始关注深圳劳工人群,并对富士康做了长期调查。他指出,“从1990年代到现在,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台资企业劳工的基本面一直没有多大变化”。
据刘开明调查,“目前月收入少于800块的肯定拿不到最低底薪标准,月收入800元-1200元的50%的人达不到最低薪标准,他们的收入都是拼命加班挣来的。”
富士康科技集团(中国总部)副总兼运营总监李金明表示:“公司的制度是7天休息一天,员工自愿加班,平常加班工资是1.5倍,周末是2倍,国家假日3倍。”他称,7月1日前,公司坚持580元的最低标准,7月1日后会上调至700元。他认为有员工说底薪300-400元,“是对发工资的结构和时间有误解”。
富士康卫生部的负责人在接受公开采访时说,富士康卫生部“从最初建立到现在从没有发现过一例职业病和过劳疾病”。而记者从员工处得知,在涂装厂和冲压厂的员工比较容易出现各种病症,“我在显示器事业群做过涂装,后来脸上经常过敏,出现红色斑点,医院表示是职业引起,但是不做鉴定,只开药。”
深圳龙华,富士康工业园占地近1500亩,7个生产大区从A到G排列,处在舆论漩涡中的苹果iPod生产车间位于G区,记者无法接近。在D区的东头,可以望见华为大楼。一位深圳龙华的官员感叹,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对中国的意义,“我们也正在考虑”。
他举例,同为高科技企业,华为2006年以`460多亿元的产值,上交国家财政49亿元;而年产值高出2000亿元的富士康,在享受大量税收优惠后,“去年的财税贡献微乎其微”。 ——不交税的“阔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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