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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找到理论基础了,这类人不就是我以前同学的真实写照吗,看来这类“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仅仅存在于国内的顶尖大学,到处都有。
北大教授: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新生未入学,家长和学生就忙成一团,通过一切途径,找各种关系以求打点、照应。据说很多大学生,还没上大学,就开始打听,大学英语课,是某某老师教的?哪个给分数高?团委和学生会哪一个比较有前途?评奖学金是不是只看成绩还要在学生会混得很好?还没进学校就开始打听这些消息。
据说有一个没有正式报到的新生,把学校里主要领导、团委书记、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这真让我目瞪口呆。公关思维、搞关系思维,已经渗透到大学一年级学生中,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
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我们北大是有关系的,人们经常说北大是全国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养尖子,要培养精英。我自己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更重视非精英,更重视普通的学生。正像鲁迅所说,可能有天才,但是没有泥土就没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
但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培养精英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或者我们每个同学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什么样的尖子?这个问题是更加重大,也许是更加严峻的。
我现在恰好对这些尖子学生非常担心——当然不是全体——但是相当一部分尖子学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让我感到忧虑。
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
所谓“精致”指什么呢?
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说,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甚至觉得这都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的典型来加以概括的。下面就是我的文学概括,并不具体指某一个人。比如说吧,一天我去上课,看到一个学生坐在第一排,他对我点头微笑很有礼貌,然后我开始讲课。在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对教学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讲到哪里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等等。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学生总能够及时地作出反应,点头、微笑,等等,就是说他听懂我的课了,我很高兴,我就注意到这个学生了。下课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来,说“钱老师,今天的课讲得真好啊!”对这样的话,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对我的课大加赞扬,但我总是有些怀疑,他是否真懂了,不过是吹捧而已。
但是,这个学生不同,他把我讲得好在哪里,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全在点子上,说明他都听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而且老实说,老师讲的东西被学生听懂了,这是多大的快乐!于是我对这个学生有了一个好感。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我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到第四次他来了:“钱先生,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课程),请你给我写推荐书。”你说我怎么办?欣然同意!但是,写完之后,这个学生不见了,再也不出现了。于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点头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资!这就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投资收获了我的推荐信,然后就“拜拜”了,因为你对他已经没用了。
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一切行为,都从利益出发,而且是精心设计,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评他吗?我能发脾气吗?我发脾气显得我小气,一个学生请你帮忙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学生有这个水平啊。
但是,我确实有上当受骗之感,我有苦难言。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尖子学生。问题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体制所欢迎的,因为他很能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这里。那些笨拙的、只会吹牛拍马的人其实体制并不需要,对不对?就这种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义者,体制才需要。这样的人,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我最担心的问题。我讲这番话的意思,也不是要责备他们,这也不是这些学生本身的问题,是我们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这是我们弊端重重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结出的恶果,这是“罂粟花”,美丽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觉。
我今天讲这番话是希望在座的同学,你们应引以为戒,并且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么,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才?
不要只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
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
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个人来说,其实是将自己套在“名缰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
而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北大的教育,培养出这样的“尖子人才”,就不仅是失职,那是会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危害,从根本上说,是犯罪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者对此毫无警戒,而我们的评价、选才机制,又恰恰最容易将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选作接班人。
在我看来,这构成了中国大学教育,特别是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至今未引起注意的重大危机。我个人,退休以后,在一旁冷眼观察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北大的教育,最感忧虑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我一直没有机会提出来。因此,我要感谢今天的座谈会能让我说出自己郁结已久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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