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推理的结构》做考古历史类逻辑题老错，找到一篇考古推理的文章

simmba

无论是文化历史考古，还是过程抑或是后过程考古，考古学研究的的本质大多与推理有关，即如何发现或赋予考古材料以令人信服的意义。我们如何避免想当然，如何言之有理，如何能让人心服口服，我也认识到这些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科学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广阔的思考。相信对考古推理过程的了解，可以进一步拓展我们的思维空间。贴一篇《考古》上的老文章，也许有点帮助。

考古推理的结构

摘要
       考古学研究依赖正确的推理。考古推理基本上有三种形式：演绎、归纳和类比。从研究方法的区分来看，考古推理可以分成两类：微观考古学与宏观考古学；前者侧重于遗址层面上各种遗存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而后者更强调解释遗存现象，探索考古遗存所意味的内涵。微观考古推理的方法包括获取科学的考古材料、建立参考知识库、提出假说和进行科学分析与验证。在考古推理的过程中，我们相对更容易得到文化系统中较低层次的知识，而难以得到较高层次的知识。我们倡导建立一种多维度的考古推理，以获得相对更可靠的知识。

考古推理的性质
       考古学是一门很特殊的学科，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与自然科学一样研究的是具体、客观、实在的科学材料；然而考古材料的前身是人类生活的遗留，而研究过去的人类生活与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并无本质上的差异，这就决定了考古材料中包含着不可避免的从属于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也就是人类生活的主观性，当然还有我们认识人类生活的主观性。简言之，考古材料本身具有难以辩驳的客观性，同时考古材料中蕴含着与人类生活有关的不可否认的主观性。考古材料的特征，也就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特征决定了考古学研究的一些特点。
       考古学家和其他的社会科学家相比，他们无法直接观察到他们的研究对象。相比较而言，历史学家至少可以凭借过去与现在的相似性甚至是一致性来进行研究，考古学家研究史前史时很难凭借这一点。对于其他的社会科学家而言，他们面对的现象包含无数相关联的信息，他们只从相应的专业视角出发来分析相关的现象，而舍弃不相关的联系。与之相比较，考古学家是在寻找现象、发现联系，很少有机会去选择现象。考古材料是有限的、珍贵的。考古学家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去寻找现象、发现联系，然后解释它们。
       考古材料所指示的信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递减的。在各种自然与文化的因素的破坏下，许多信息的失去不可逆转；而且考古材料中的信息多是片断的，这些只字片语的信息是无法让人读懂的。考古学家需要一种有效的方法把这些信息转译成可以读懂的内容，也就是考古推理。广而言之，考古学家所做的任何判断都是一个推理。考古材料不会自己说话，而是考古学家必须用推理的方法把考古材料中可读的信息表达出来。
       考古推理在考古学上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值得关注的问题。相关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过程考古学领域，或者说主要在批评文化史的考古学研究中。经典的研究不少[1][2][3][4][5]，Sullivan对考古推理的作用还在更大的理论背景下进行了综合[6]。但是这个问题在我国考古学中还很少讨论。此外，最近二十年后过程考古学的发展，对于考古材料客观性的质疑[7][8]，又提出了新的问题。过程考古学的继续发展也进一步在拓展考古推理的空间，因此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是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的。

考古推理的展开
       推理的过程是信息加工的一种方式，它告诉我们可能性的空间怎样缩小是合理的[9]。当我们发现某件考古材料之后，这个对象是什么是有多种可能性的，而且可能性的范围会很大，那么作为考古学家我们需要尽可能合理地把可能性缩小。可能性愈小，明确性就愈大。这就像刑事案件的侦破，在排除多种可能之后，确定最后的嫌疑人。
       从宏观的角度上讲，考古推理基本上有三种形式：演绎、归纳和类比；而在微观上，比如在遗址层面的分析上，因果关系更加重要。Salmon注意到演绎与归纳之外的因果关系存在于考古遗存的研究之中[10]，因此如同经济学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区分一样，考古推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分成两类：微观考古学与宏观考古学；前者侧重于遗址层面上各种遗存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而后者更强调解释遗存现象，探索考古遗存所意味的内涵。

1．微观考古学的因果关系分析
       微观层次上的考古学研究最像刑事侦查。就是利用一切可能发现的物证、及物证分析来寻找导致事件的原因。每一个考古遗存现象都有导致它的原因，比如在一个遗址中发现了石板灶，里面有红烧土，我们就可以认为烧火是导致它的原因；再如在一个陶器的壁上发现一些食物的残迹，那么用这个陶器盛食物就是导致这个残迹的原因。对于微观考古学而言，也就是要重建遗址形成的过程，或者说是要找到从人类行为到考古遗存之间桥梁。有时又叫做“中程理论研究”[11][12]，或是“行为考古学”[13][14]。而从人类行为到考古遗存之间是必然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是直接的，可能性的空间非常小，也就是说判断应该是明确的。
       寻找这些因果关系的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尽可能细致地进行田野调查、发掘、摄影与记录，找到一切有利于我们做出正确判断的蛛丝马迹；
       其二是从我们已有的知识库中寻找可能的线索；
       其三是运用合理的假说来缩小我们寻找原因的范围；（出假设题）
       其四是实验室的科学分析，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在极其有限的遗存中发现我们需要的信息，验证假说。
       这四个方面的方法是互相匹配的，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四个步骤。
       当我们发现考古遗存、系统地收集材料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因果关系的追溯过程。考古学家首先要做的是搜索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对于因果关系的判断非常依赖于知识与经验，如在森林中，有经验的猎人能够识别野兽的足迹、篝火熄灭的时间、从前宿营者的身份等等，而没有森林知识与经验的人是不能做到的。先在的经验给后来的因果关系判断提供必要的参考。对于考古学家而言，那就是已有的对遗址当时当地的古人生活的认识。认识愈多，判断就愈可能正确。考古学家经常运用的方法包括实验考古学和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是通过当代的过程重建来恢复从人类行为到考古遗存之间的过程，如通过石器的打制实验来重现废片可能的分布范围，通过使用实验来制造各种使用痕迹，还有如在英国Overton Down实施的遗址废弃过程中自然因素作用的实验研究[15]。民族考古学是利用民族志材料或者是通过实地研究来协助认识遗存形成的过程，这样的研究枚不胜举，如Binford之如Nunamiut爱斯基摩人的研究[16]，从中发现人类行为与遗存之间复杂的关系。
       大多数时候考古学家对于导致遗存的人类行为原因并不能了然于胸，他们必须提出一些假说以缩小漫无边际的搜索范围。没有假说，自然也就没有研究，导致遗存的人类行为也就不可能被揭示出来，考古学家最终只能面对一大堆自己不会说话的实物材料。合理的假说建立在我们已有知识库的基础上，比如我们发现一个像古龙山这样动物化石极为丰富的地点[17]，考古学家很容易直觉地把化石与人类联系起来，认为是人类狩猎导致化石的富集，如果我们了解史前狩猎采集人类一般行为规律，就会发现在一个人类遗址中不可能有77种动物，而只有不到四件人工痕迹清楚的石制品。考古学家必须充分地考虑到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在排除那些不合逻辑的假说之后，经常会有若干个假说及合乎逻辑，也与考古材料相符合，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寻求其他的方法来选择正确的判断。
       假说的验证往往要依赖于实验室的观察与分析，而现代科学在这个方面的进步迅速。例如前文所言对石器使用的分析，实验考古学、民族考古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的标本，我们也可以对石器在该遗址中功用提出假说，而确证还须依赖微痕的观察、统计分析等等。再如对古龙山的分析，考古学家无法排除自然原因导致的化石富集，倒是人工原因得不到逻辑自洽的支持。同样如对用火证据的判断，用火后的灰烬与锰的污染都会形成黑色的条带，但是在实验室里可以将它们区分开。如果不能有力地排除其他竞争性的假说，就不可能建立起足以服人的判断。
       通过以上四个步骤的推理，微观考古学架起从考古遗存到人类行为之间桥梁，从中也兴起了一些新兴的考古学分支学科，如考古埋藏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等等。微观考古学占据了考古学家大部分的时间，考古学家常年在野外工作，在实验室中孜孜不倦，和自然科学家们广泛合作，这赋予微观考古学非常强的科学色彩，和地质学相差无几, 以至于如Binford者希望考古学能发展成一门科学[18]。
       微观考古学直接因果关系的判断是明确的、客观性比较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因果关系的链条是单一的，以此区别于复杂的因果关系链条。因果关系的可信度是随着因果关系链条的延长而逐步降低，因为因果关系的推理是统计概率性质的（必定小于1），连续的因果链条就是这些小于1的概率的相乘，最终概率就会越来越小，也就是可信度越来越低。

2．宏观考古学的推理结构
       微观考古学尽管拥有近乎自然科学的面貌，但是考古学家并不限于只想了解过去发生过的人类行为，他们希望能了解并解释人类行为的模式、这些模式与人类生息环境的关系、以及人类行为演化的规律；当代考古学家如后过程考古学派还希望了解考古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19]，破除考古学研究中逻辑实证主义的神话与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偏见等[20]。后过程考古学的挑战更多集中于考古学的认识论上，如质疑考古材料的客观性，认为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一样都属于“文本”，可以进行个体化的解读，就像一千人读孔子会有一千种看法一样，并没有一个唯一正确的解读。当然，后过程考古学并不限于此，它强调过去的思想与价值，强调过去的人类对自身、社会及自然的看法，反对把当代的观念强加于过去；它高度认同人的主观能动性，反对人类在规律与结构面前是无能为力。后过程考古学的发展弥补了从“新考古学”中兴起的过程考古学的诸多不足，它们二者之间是互补的关系[21]。尽管后过程考古学显得如此与众不同，如此出格——已非传统科学的定义所能涵括，但是它并没有跃出人类知识探索的基本结构，也就是我们下面谈到的逻辑体系。

       演绎结构的推理
       演绎推理是从普遍到具体，也就是从原理到具体的事例；于演绎推理而言，只要其前提为真，它的结论也必然为真；演绎推理的结论，通常是隐含的，是非扩充性的，以此区别于归纳推理[22]。科学家总是试图建立普遍的原理，如与考古学密切相关达尔文的进化论，它就是关于所有有机体发展变化的理论，达尔文在建立进化论之后，便将它运用于人类起源问题的研究，打破了传统的观念，而当时的考古材料还非常零星。
       考古学理论研究是演绎结构的。考古学理论寻求建立普遍原理，然后将之运用于具体考古材料的分析之中。比如进化论考古学就倾力于建立理论原理，运用最佳寻食理论（Optimal Foraging Theory）来研究史前狩猎采集者的适应行为。其前提是所有有机体的寻食行为原理，所有有机体在寻食中都必须权衡时间与能量，人类也是一种寻食者，人类适应策略选择也应该运用这个原理。Bettinger运用这个理论建立Forager-processor 模型，然后用这个模型去分析农业生产的选择[23]；Belovsky[24], Winterhalder[25][26] 运用这个理论去分析一些狩猎采集者的生计选择。再如Binford 通过建立Forager-collector的模型来分析史前狩猎采集者遗址的结构组成，运用这个模型于具体的遗址分析，帮助我们判断一个遗址的功能以及与附近同时期的遗址的关系27。
       理论的探索有助于我们发现事物内在的简单性，避免被纷繁芜杂的事实所迷惑。理论具有先导的作用，特别是对一些我们现时难以直接观察的领域，可以通过理论的探索来打破研究的僵局。理论的探索可以高度地发挥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创造性思维的价值。

    归纳结构的推理
       和演绎推理相比，归纳推理是扩充性的，结论超出了前提所包括的，其所由 前提为真，那么其结论有很高的概率为真；和演绎推理的方向相反，归纳推理是从具体的数据推导处一个模型。科学研究不可能去观察所有的事实，所以需要归纳法。没有归纳法，也就没有任何一丁点普遍的结论，科学研究也无法进行下去。归纳推理在考古学中运用非常广泛，这要归因于在考古学领域中很少可以依赖的原理。所谓科学的方法于达尔文所言就是“在于综合事实，从而才能得出一般的法则或结论”[28]。这种方法对于经验科学的发展的确是非常有效的，特别在一个学科发展的初期。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对农业起源的研究，柴尔德[29] 根据当时的考古材料提出农业起源的“绿洲理论”，即人和动物被干旱所驱使下共生，共享不断缩小的水源，共生导致了驯化的产生。柴尔德的结论是其前提中所无的，是对于当时经验事实的归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布雷德伍德 (Braidwood) 首次在中东开展多学科的田野工作，他们没有找到干旱的证据。于是他们转而提出农业起源的“山麓理论”(hilly flank theory)，强调文化自身的发展更加重要[30]。其后如Binford[31], Cohen[32], Rindos[33], Bar-Yosef & Belfer-Cohen[34], 根据新的考古发现，提出新的解释。归纳推理因为是概率性的，总是被新事实的发现所推翻、所更新。对于归纳结构的研究而言，尽可能地穷尽所有已知的科学事实是提高结论正确可能性的有效手段，而且这些科学事实最好有广泛的代表性，比如在探讨农业起源的原因这个问题时，我们运用的事实应该来自世界范围，而非局限于某一大洲。

       类比结构的推理
       科学研究中类比推理只可以用来作为启示，而不能作为论证。于演绎推理而言，从前提到结论可以进行严格的运算，如果前提为真，论证过程无误，结论就不可能为假；而归纳论证通过提纲事实的代表性与数量，可以提高结论为真的概率。类比推理尽管可以通过提高共同点的数量来提高类比的可靠性，但是事物本身就不可能完全相同，尤其于人类历史而言，时空的变迁，自然与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类比的确定性很难保证。如果自然与文化背景相同，类比方法对于考古学的解释当然有很强的说服力，比如在美国西南考古中运用的“直接历史法”，利用当地的印第安人民族学材料来研究其史前的考古材料。然而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没有了和史前人类生活相近的狩猎采集社会，面对史前的考古材料，考古学家无法从自身的现实中获得足够的信息来解释史前人类的适应模式，这个时候类比推理就变得十分珍贵。考古学家容易犯的错误往往是孤立地运用类比，忽视文化和自然背景的差异。(出weaken题）Binford 强调更高层次的类比，这就是通过研究广泛的民族学材料，从中建立起框架性的参考。如他分析了395个处在狩猎采集阶段的族群，分析这些人口的生计与环境变化的关系，从中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35]。然后把它们和考古材料的分析进行类比，这样的研究有更多的合理性与信息含量，也就是说即使他的类比可能是错误的，但是他详细地揭示了过程，为进一步的研究作了有益的铺垫。在解释层面上运用类比推理于考古学而言主要指民族考古学。西方学者在殖民主义时代采集了全世界大量处在狩猎采集阶段族群的资料，这些资料对于考古学家认识到文化适应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有重要的意义，忽视这样丰富的材料，考古学家经常会缺乏通往理性认识之前的感性认识。和民族考古学鲜活的材料相比，考古材料是信息缺乏的，它需要考古学家来认识和阐释。

考古推理的PEL模型
       对所有考古推理而言，最后都需要验证。在微观考古学领域，假说可能被否定或者证实；但在宏观考古学范畴内，理论按波普所言只能被证伪，而不可能被证实[36]。这是因为理论本质上是要解释一系列复杂的因果关系，如前文所言，其可信度是随着因果关系复杂程度下降的。考古推理并不是孤立地依赖某一种类型的推理，它是综合运用所有的推理方式，并把它们放在一个知识发现的过程之中，在此我们可以称之考古推理的PEL模型：P是预设 (presuppositions)，E是证据 (Evidence)，L是逻辑 (Logic)。从根本上说，科学方法等于是提供所需的预设、证据和逻辑去支持一个给定的科学结论[37]。
       考古推理的预设指一个起始点，它不能检验也不能证明。科学研究要求几项普遍的预设，包括物质世界存在以及我们的感官知觉是普遍可靠的。对于考古学而言也有一些预设如考古材料是存在的，是可以作为证据运用的等。后过程考古学极力批判考古材料的客观性，但是它并没有否定考古材料的存在，否定考古材料可以作为证据。证据就是考古材料，是考古学家通过调查和发掘获得的科学资料。逻辑把预设和证据结合在一起，运用上述的推理，得出结论。
       宏观考古学的推理与微观考古学的推理并不是相互分离的，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微观考古学从考古材料中复原出人类过去的行为，为宏观考古学的解释提供必不可少的研究材料；但是反过来，宏观考古学的探索也为微观考古学的发展提出要求，指示方向。过去考古学侧重于研究人类的生计方式、居住形态、社会组织形态等，而最近的考古学强调研究人类的思想价值观念、个人在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表达、女性在人类发展史中被忽视的存在，如此等等。新的研究趋向就要求微观考古学从考古材料中发掘出更多的相关的人类行为，如Renfrew等从度量衡来研究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念（Renfrew 2005北大讲座），Spector 在性别考古学进行全新的探索，抛开传统的分析研究，从女性的视角表达考古学研究[38]。
       我们可以把考古推理综合成一个基本的模型（图1），这个模型以一种简约的方式把考古研究的核心要素联系起来。考古推理的目的最终是要解决我们希望得到回答的问题，而我们问什么问题与我们对于考古材料的认识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潮密切相关，所以这个模型并不能孤立地去看待，它从属于我们整个的科学研究过程。


图1       考古推理的基本模型


考古推理的可靠性问题
       对考古学而言最经常面对的问题不是能否进行考古推理，而是考古推理的可靠性，即如何确定某一项推理比另一项推理更可靠，能否运用考古材料证实一项推理。考古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很零碎的，它们反映是一个文化系统多个层面上的内容。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文化系统的组成机构，在考古研究实践中，我们已经发现考古学家可以相对较容易地了解文化系统的下层结构(Infrastructure)，如自然环境、生计内容、居住形态，甚至是人口的变化。就这一点而言，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研究的内容并没有多少本质的不同，而当考古学家研究更高一个层次的结构(Structure)时，考古推理的难度就逐渐加大，这些组织行为更加复杂，很难直接保存在考古材料中，比如我们研究社会组织中的亲属关系、婚姻制度、性别关系等，很少会有直接的考古证据，最经常运用的墓葬材料也很少是完整无遗的。当考古学研究进入到礼仪制度与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领域时，推理的难度更进一步加大。当代考古学主要研究内容之所以集中在中下层的结构之上，是与考古材料的性质分不开的，当然也与我们当前的研究积累有关，即我们当前的知识积累还不足以探索更深层的领域。
       在研究文化系统的下层结构时，相对更容易保持材料解释，也就是考古推理的客观性；相对而言这种客观性随着我们研究的文化系统的结构层次的提高而不断降低。简而言之，我们更容易知道古人吃什么，而比较难知道他们在当时社会中角色，更难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Hawkes 早就注意到这一点[39]。为什么会如此呢？原因并不复杂，因为行为愈复杂，相关联的因素就愈多；而当我们发现的关联的因素有限时，我们推理出来的主观性自然就愈强，也就是可靠性愈弱。在考古学中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Bordes和Binford关于Mousterian难题的争论，Bordes通过对多尔多涅地区几种莫斯特文化类型的区分，认为它们相应地代表着不同的族群[40]。Binford则认为这个推理的可靠性不强，而认为是同一族群在不同季节的不同活动所导致文化遗留[41]。Bordes的推理立足于石器风格的区别，而从石器风格推理出族群的区分是困难的，因为人群的划分依据血缘、语言、领域、生计方式等不同的标准会得到差异明显的结果。从石器风格推断生计方式是可能的，而推导族群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构成则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Binford的推理是把石器风格与生计方式联系在一起，推理的路径更短，也就有更高的可靠性。


图2       一个文化系统的基本组成结构 [42]

       考古学家希望能够尽可能地了解人类的过去，但是我们之于人类过去的知识必须扎根与较为可靠的推理之上，考古学家必须了解考古推理现实的局限性，知道考古推理的路径，尽可能地避免“大跃进”式的推理。

发展中国考古学的推理
       考古学的推理是不断发展的，它的发展过程也体现着人类知识探索的基本规律。可以预知考古推理仍将不断地成长，尽管我们现在已有一个似乎是很完善的发现知识、验证知识的推理结构。对于正在迅速发展种的中国考古学而言，有必要从现代考古学发展历程中吸取必要的经验和教训，以尽快跟上世界先进水平。
       现实中的中国考古学的推理结构
       对比前文所建立的考古学的基本推理结构，在微观考古学领域，可以看到在四个必要的考古推理步骤中我们所缺乏的：
（1）    在采集考古材料的过程中，我们还远不够细致。所谓蛛丝马迹都不放过，非细致不能为。
（2）    知识的参考库于中国考古学而言可谓奇缺，这主要指史前考古学而言。对考古遗存似是而非的认识，对于后期的解释是很大的障碍。
（3）    提出假说来解释现象，尤其提出若干个竞争性的假说（这些假说逻辑上都是自洽的）并不为许多考古学家所习惯。
（4）    没有假说，自然也就没有了验证。所谓科学分析更像是操作程序，而非研究的必要方法。
       而就宏观考古学而言，中国考古学目前推理结构基本是以归纳推理为主框架的，而很少演绎与类比结构的推理。演绎结构的推理主要来自于科学的整体意识，如把生态学的分析用于史前人类行为，把进化论的原理用于文化的变迁分析，如此等等，体现人类行为并不是唯一而孤立的存在。从这个角度上讲，考古学家必须要跳出考古学的范围来发展原理的探索。考古学革命性的进步大抵都来源于此，从新考古学把科学哲学思想引入考古学中，到后过程考古学运用后现代哲学理论，考古学是人类知识中的一个小分支，它具有知识的一般特征，具有社会科学的一般特征。而于类比推理而言则是不能局限于进行民族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孤立个案的类比是难以有科学的说服力的，而这种对比是中国考古学主要的研究方式。姑且不谈建立宏观的参考框架，只说民族考古学对于史前遗址结构、资源利用、社会组织、价值观念等方面启发作用都大有可为。
       以上所谈是一种静态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实际是动态的，我们是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我们研究什么呢？我们研究问题！其实远在“新考古学”流行前的近半个世纪，已经有些学者强调考古学要研究问题而不是时期，考古学家必须要能回答“此项发掘的目的何在”这个问题[43]。而什么又是问题呢？从词义上讲，问题一是指要寻找存在的信息，如“五个W”的问题 (即when, where, what, how, why)；二是指存在状态的欠缺，或是质疑和否定，或是实现目标的困难，即实践的困难。所以考古学研究一方面需要探求有关考古材料的信息；另一方面是考古批评，指出前人研究的不足，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是我们的研究应该达到的状态，也就是我们想知道什么，能知道什么。
       中国考古学家一直强调“从物到人”，这是一个非常笼统又不易把握的目标。物无疑是指考古材料，而人指什么呢？人首先指人类的行为，即导致考古材料存在的人类行为。复原这些行为是考古学的第一步，也就是前文所言微观考古学所研究的内容。在掌握人类的行为之后，考古学家才可以进入第二步的研究，研究人类行为发展的一些规律，这是宏观考古学所研究的内容。“从物到人”包含这两个组成部分。
       人类行为是高度复杂多样的，考古学家要研究哪些行为深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期，考古学家经常要发现阶级斗争的证据；在欧洲独立国家民族林立的状况下，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对文化多样性的认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考古学家于是很难发现一个统一的规律。可以预见在中国考古学中在将来一个时期会把环境、生态、文化多样性、复杂性等列入关键的研究内容，因为这将是中国近期内将要面临严峻问题。考古学在这个角度上讲，它也是一门现实的学科。

结论：发展一个多维度的考古学
       我们并不能断定未来考古学必然会如何，这种不确定性是人类社会、自然变化所拥有的特征，但可以确信考古学仍将成长。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理想的策略是解决当下所面临的问题，然后在发展中不断调整发展的规划。中国考古学当下的问题，就是要去发展一个多维度的考古学，运用多个层次，多种结构的推理来发展考古学的知识，而应该避免一个单一维度、封闭的、模糊与似是而非的推理结构。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其前景是令人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