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运动背景知识

女权运动，又称妇女解放运动，到今天为止，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很早，大概是19世纪末左右，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是要求性别包括男女之间的平等，也就是两性的平等，当时也要求公民权、政治权利，反对贵族特权，强调男女在智力上和能力上是没有区别的。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要争取政治权利，往往被称作“女权运动”。
            


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一般地说，是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开始的。人们认为，最早也是起源于美国。这次运动一直持续到80年代。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的差别。把两性的差别实际上看成是在两性关系中，女性附属于男性的基础。要求各个领域对公众开放，等等。波伏娃的《第二性》即产生于这一时期。
            

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对于性别研究，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兴起。因此，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流派。长久以来，在社会上是一个以男权意识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人们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形成的概念使得他们从男权的角度来描述这个世界，并且把这种描述混同于真理，就是说，这种描述是千真万确的，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对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些概念提出了挑战。尽管流派众多，但基本点是争取两性平等，改变女性受歧视压迫的现状。
            

一、
            
17世纪后，西方启蒙思想家提倡“天赋人权”学说，宣传男女平权思想。法、英、美等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女权运动兴起，女权论得到了发展。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C.傅立叶提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19世纪中期以后，马克思，K.、恩格斯，F.发展了男女平权的思想，揭示了妇女被压迫的阶级实质，提出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是消灭阶级，“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
            
妇女解放可以用一定社会标准衡量：政治上获得参政权、选举权、被选举权及管理国家的权利；法律上享有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经济上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和广阔的就业途径，对个人和家庭生活资料有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继承权。普遍享有义务教育的机会，接受符合自身发展能力的教育，使才智得到充分发挥，作用被社会完全承认。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家庭内部夫妻平等，实现家务劳动现代化、社会化。意识形态中完全消除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建立尊重妇女的良好社会风尚。
            

来源："中国大百科" "妇女解放"

二、女权运动是近代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和18世纪启蒙思想的直接产物，最早出现在欧洲中产阶级妇女中。1789年10月，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一群巴黎妇女进军凡尔赛，向国民议会要求与男子平等的合法人权，从此揭开了女权运动的序幕。1790年法国女剧作家O.de高尔日发表了《妇女权利宣言》，提出17条有关妇女权利的要求。这个宣言后来成为女权运动的纲领性文件。1792年，英国女作家M.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为女权辩护》一书，提出妇女应当在教育、就业和政治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待遇，驳斥了女人是男人玩物的观点。19世纪中叶，女权运动的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1848年7月，美国女权主义者E.C.斯坦顿和L.莫特等人，在纽约州的塞内卡福尔斯和罗彻斯特举行女权大会，会上提出要求妇女权利的法案，并陈述了妇女受歧视的社会境遇。此后，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成为女权运动的主要内容。
            
20世纪初，英国激进女权主义者E.潘克赫斯特领导的“战斗的参政派”，以暴力行动要求妇女参政权利。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胜利后，女子北伐队解散，军队女首领转向参政，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并冲击参议院，要求立法中确认妇女参政的权利。五四运动中妇女要求平权的呼声和行动曾迫使北洋政府作出一定的让步，但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妇女平等权利才得到法律确认。
            
世界上妇女最早获得选举权的国家是新西兰(1893)和芬兰(1906)。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挪威(1913)、丹麦(1915)、苏联(1917)、美国(1920)、英国(1928)等国的妇女相继获得选举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的政治权利。

上世纪初英国女权主义者争取参政权不惜暴力(图)

英国女权主义者争取参政权不惜暴力

　　1906年1月31日，经过多次游行示威活动争取妇女选举权仍未有结果后，一群英国妇女说她们已等得不耐烦了，情愿坐牢以争取斗争的胜利。斗志昂扬的“妇女社会政治协会”领导人——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在这一天宣布，妇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不得不采取暴力，甚至冒着可能被捕的危险。

　　“妇女社会政治协会”，是英国的女权运动家和政治家埃米琳·潘克赫斯特，为了全英国女性的解放于1903年成立的组织。该协会主张通过强硬的手段，以“行动，不要嘴动”为口号，向社会索要公平的人权、选举权和参政权。

　　十八世纪西方的启蒙运动启迪了许多女性的心智、激发了女性的自觉，“女权”的概念自此不断延伸。在英国，产业革命使妇女们不得不从家庭走向社会，担当一定的职业。十九世纪初，个人主义思潮勃生，其中，易卜生的个性解放主义对妇女解放有重大影响，其作品《娜拉》中，毫无保留地主张妇女自我觉醒，这些外在的内在的原因促使英国妇女自觉自醒，逐步将其发展表现为一种鲜明的社会运动。

　　十九世纪中叶，妇女参政运动开始酝酿。英、美等国的以温和方式争取参政权的妇女，其参政诉求总是受到男性主导的议会政治所轻视或忽略。这样的困境促使一些妇女反思自身的运动策略，而发展出暴力的战斗策略，英国的“妇女社会政治协会”便是其实践者。她们始终相信“女子参政权不是以温和手段可以得来，女子必须显示她的威力，使男子向着女子乞和，然后自然可以达到目的。”

　　1907年2月13日，一群要求参政的英国妇女冲击国会，但是她们有组织的进攻被警察击退。大约60多名妇女被捕。很多妇女在与骑警激烈搏斗时受伤。这次示威游行从正午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

　　13日深夜，在一次集会之后，妇女们又试图冲入议会大厦，但是骑在马上和徒步的警察抵挡了妇女们的每一次冲击。

　　为了引起更多的人注意妇女参政问题，这些从事女权运动的妇女中有100多人发誓要使自己被捕。女权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安妮·肯尼曾经保证：如果这次会议结束时，英国妇女仍得不到选举权，她将带领1000名妇女强行闯入众议院。

　　作为欧洲妇女运动发展较早的国家之一。英国妇女在“物竞天择，人权平等”的思想启蒙下，受世界妇女参政运动、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妇女运动的传播、影响，产生了英国女权运动。此外，工业革命并未给英国妇女带来法律意义上的“人权”，同样也是英国女权运动发起的诱因之一。

　　女权运动以争取妇女与男子平等权利与同等地位为目标，要求冲破令人窒息的维多利亚式的家庭束缚，提高妇女自尊权利，改变男子乃至整个社会对妇女的歧视态度，在要求获得公平就业权的同时，妇女们感觉到自己与国家政治之间有着极密切的利害关系，于是她们投身社会政治改革，进一步要求公平选举权，她们要实际上去参与与她们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政治。

　　她们的主张包括：从前只限于男子的职业范围，必须对妇女完全开放；妇女应与男子同样的享受教育上的平等；国家法律人人平等，妇女须与男子有同样的地位和权利。这些主张是英国妇女要求参政的直接原因。

　　在英国妇女参政运动方式上，有两种潮流：一种是渐进主义，或称平和派；一种是急进主义，或称急进派。代表渐进主义的是“妇女参政权协会国民同盟”(后称妇女同盟)，主张急进主义的则是埃米琳·潘克赫斯特领导的“妇女社会政治协会”(后称妇女协会)。

　　主张渐进主义的妇女同盟，手段和缓，依赖舆论和国会的势力，改正法律，使妇女可以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虽然她们有时也会采取一些激进手段，但大体上都是一步一步用渐进法，她们为推动女子参政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一些成绩。

　　主张急进主义的妇女协会，方式猛烈，经常举行大型示威运动，闯入国会，当局将她们逮捕入狱，她们在狱中仍然不屈不挠，全体束缚绝食，威吓当局。她们认为现下的法律是以男子为中心，要想他们自己修正有利于男子的法律，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妇女们齐心协力通过暴力，来达到妇女要求参政权的目的。

　　1908年2月8日，妇女参政权议案列入议事日程的时候，妇女协会举行极大的示威运动，向一切官署投石示威。1912年，几百名妇女因为争妇女选举权，被政府置入狱中，她们展开“绝食斗争”，全体绝食。政府无法制止，遂将妇女们释放。释放后，妇女的运动更为激进，在地下埋置地雷，炸毁了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府邸。一位名叫戴维森的女子为争妇女参政权，手里举着女权运动的旗帜，跑到赛马场，与国王的马冲撞而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让国王知道妇女运动之猛烈。

　　1914年，欧战爆发，妇女协会和妇女联盟即刻宣言妇女参政权运动休战，专从事于救国运动，广大英国妇女活跃在战场前后，慰问军人家属，鼓舞士气，直接间接各尽本分。这一举动，振奋了举国上下的男子，改变了英国妇女在国内的传统地位，感动了长期对抗妇女参政运动的反对派。

　　1918年，英国妇女经过困苦艰难的50年奋斗，总算有了初步结果，1918年11月统计，依次有848万妇女可以得到投票权，取得女权运动史上的伟大进步。(任然)

试析美国女权运动的起源

　　西方女性的从属形象是由塑造其文明的基督教确定的。《圣经》告诉人们：夏娃把亚当引入歧途，偷尝了禁果，上帝在震怒之下惩罚了妇女。上帝警告夏娃说：“我必极大倍地添加你的痛苦，令你多育子女；你的愿望当符合你夫的愿望，而他必当支配你。”〔Vern L. Bullough et al., The Subordinated Sex: A History of Attitudes Toward Women (Athens: Univ. of Georgia Press, 1988), p.35.〕这就定下了女性从属于男性的基调。新教虽然对中世纪基督教的某些原则进行了改革，但却基本接受了女性从属观。从马丁·路德到约翰·加尔文，大多数新教领袖都把男性的体格优势视为上帝让其统治女性的象征。
基督教的性别观被吸纳入西方文化，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地位也随之在西方各国确立。根据１７世纪的英国习惯法，女性完全处于对男性的依附状态，在婚前受父亲支配，结婚后则成为丈夫的附庸，她的一切法律权利都归丈夫所有。在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妇女的地位虽然比其英国姐妹要高一些，在白手创业过程中常常成为男子的好帮手，并分享其自我价值感，但仍没有和男子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美国独立后，这种状况也丝毫没有改变。１９世纪初，随着宗教改革的不断开展，美国妇女逐渐走出封闭的家庭，参预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去，进而开始争取妇女应有的权利。

（一）

　　妇女在独立战争期间由于接触到当时广泛传播的自由和平等思想，已开始认识到性别的不平等。一批有才智的妇女于是通过群聚讨论和私人通信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1792年7月，一个妇女给《女士杂志》写信道：“我反对婚姻中的‘遵从’一词……婚姻不应该被视作一个尊者和一个卑者的契约，而应是一个双向的权利联盟、一个不言而喻的伙伴关系。”〔Sara M. Evans, Born for Liberty: A History of Women in America (New York: Collier MaCmillan, 1989), p.63.〕对性别不平等进行系统反思的则是马萨诸塞州的朱迪丝·默里（Judith S. Murray）和独立运动领袖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妻子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
默里于１７９０年发表一篇题为《论性别的平等》的文章，剖析了社会的准则及其制订者。她认为既然男性没考虑女性利益而只顾自己的需要制订了社会准则，就不该苛求妇女去遵守；她还抨击了男性的逻辑和理性，高度赞扬了女性美德。阿比盖尔则更进一步，主张在法律上保证妇女的权利。１７７６年３月，她给丈夫写信，要求他在为独立的美国制订新法律时，务必“记住广大的妇女，比你们的祖先更慷慨大度……如果不给妇女以特别的关心和注意，我们决定酝酿一场暴动，不使我们被任何我们在其中没有发言权或代表的法律所束缚。”〔Alice Rossi, ed., The Feminist Papers: From Adams to de Beauvoi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0-11.〕当约翰·亚当斯回信说她的要求不合时宜、不可能达到且令他好笑时，阿比盖尔很愤怒，她写信驳斥丈夫，还给女友写信，建议组织一个国会请愿。后来她虽没有采取请愿活动，但她的从法律角度争取妇女权利的思想却慢慢传播了开来。

（二）

　　美国独立之初，由于巨额的战争费用，经济状况并不乐观，虽然制造业已经出现，殖民地性质的经济结构却仍然占主流。但１７９２年发生的法国革命战争和随后的拿破仑战争扭转了美国经济状况，敌对的双方都为美国的商品和船运业提供了广大的市场，促进了美国制造业和商业的繁荣。此外，美国人艾利·惠特尼（Eli Whitney）于１７９３年发明了轧棉机，能快速高效地为棉花脱籽，这使短绒棉在南方的普植成为可能，极大地推动了南方植棉业和纺织业的发展。
１９世纪初，在美国还兴起了筑公路和开挖运河的热潮，这是史称“交通革命”的第一阶段。“交通革命”极大地推进了美国经济发展，促进了统一市场的形成。商品在各地区间的流动还使金融业获得发展，沿交通线兴起了许多商业中心，把周围地区的经济联系成一个整体。伴随着“交通革命”，美国进入了工业化阶段，资本主义精神迅速成长起来，到１８６０年，美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英国位居世界第二。
经济变革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变化。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地位上升；社会中原有的中上层阶级，如地主、医生、律师和传教士等的社会地位受到威胁。尽管作为整体，他们并没有经历到本阶级地位的衰落，但也确实遭到了地位被剥夺之苦，感到长期信赖的虔诚价值观和清教伦理受到了挑战。而那些新富们年轻时接受的清教观念也使之对新获得的财富有负罪感，担心财富和地位会因自己不配承受被突然剥夺。
正是这种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导致了１７９５－１８３５年的宗教复兴运动。它把杰弗逊主义和杰克逊民主思想引入宗教领域，对传统的加尔文教义进行再解释，进一步推动美国新教主义远离英国教会枯燥乏味的理性主义，朝向虔信的福音派教义前进，因而又被称为“第二次大觉醒”，或“福音运动”。该运动中声势最大、影响也最深远的是其第三阶段，也即２０年代起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领导的福音改革运动。
芬尼视建立福音教义为己任。他反对原罪说，把人而非上帝看作宇宙的中心；认为灵魂的拯救不是一个只能靠耐心等待来获得的奇迹，而是正确运用人类自然能力的结果；信教人士的忠诚应通过他此生的善行，而非对来世的灵魂获救的期待来验证。如果说传统的加尔文教义强调的是对平安离世的痛苦的追求，芬尼则转向慈善活动，视灵魂拯救为宗教活动的开端而不是终点，“鼓励人们在信教的同时努力工作”。〔FGilbert Barnes, The Antislavery Impulse, 1830-1844 (Gloucester, MA, U.S.A.: Peter Smith, 1957), p.11.〕芬尼号召的工作并非努力赚钱的世俗工作，而是对社会价值和道德进行改良的社会工作。
芬尼的福音运动吸引了社会中原有的中上层人士，他们把投身改革作为一种补偿其地位受损的手段；新兴的暴发户们也因芬尼“通过不断攻击骄傲及在社会中向上爬的罪恶、通过抨击在世上积累财富的危险”〔Barnes, The Antislavery Impulse, pp.8-9.〕，触到了他们最软弱的地方，他们为了自救也投身于福音运动中。纽约州尤其成为芬尼教义的传播和福音运动的开展的白热化地区，因为该州是新兴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典型地区。
与宗教复兴早期代表人物，如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等人相反，芬尼不仅支持妇女在宗教集会中作祈祷，而且公开鼓励“妇女姐妹”们自由表达其意愿，甚至不惜为此和比彻派决裂。〔Barnes, The Antislavery Impulse, pp.8-9.〕芬尼派著名活动家西奥多·韦尔德（Theodore Weld）在这方面贡献很大，在他的努力下，妇女在公开场合中讲演很快成为遍布纽约州的现象。
１９世纪的美国妇女和殖民地时期的已有所不同。首先，女子教育有了缓慢的进步，除了１８世纪８０年代男子创办的“女子中等学校”（female academy）外，在世纪之交又出现了女子组建的“私立女子学校”（female seminary）。“在这些学校中，妇女不仅发现自己是有才智的，还经验到了一个强化的女性社会，认识到了妇女（与男子）不同的特殊使命。”〔Evans, Born for Liberty, p.65.#FS〕其次，由于经济的发展，家庭经济日益和家内操作分开，男性外出工作养家，妇女则日益被禁锢在家内。由于当时的内科医生和教育家普遍认为女性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不够稳定，不足以维持智力活动的需求，传统的女性职业，如助产士，也基本被男性取代。女性的自我价值感愈来愈得不到实现，在一个男性机会大大增加的时代，女性的活动天地却越来越窄了。
受到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尤其体会到其机会的减少。在下层妇女必须出外工崐作补充家用、上层妇女更有可能享受闲暇生活之际，中等阶级妇女却被频繁的生育和繁重的家务禁锢在家里。其中一部分人因而投身于福音运动，希望以改良社会的形式体现自身价值。纽约州妇女的改革热情最为高涨。

（三）

受芬尼福音教义的感召，中产阶级妇女不仅参加了男性领导的团体，还成立各种妇女团体进行慈善改革。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妇女道德改革运动（Female Moral Reform）、禁酒运动（The Temperance Movement）和废奴运动（The Antislavery Movement）。
妇女道德改革运动出现于３０年代，其主要目标是改革性道德的标准并对性行为进行控制和管理。妇女道德改革者们认为，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导致社会道德的堕落，因而应谴责并揭发那些放荡的男子，对受辱女性施加保护。她们还号召母亲们监督儿子的行为，教育他们保持良好的道德，在性生活上严格自控。从１８３４年“全国妇女道德改革协会”（The American Female Feform Society）在纽约成立起，１０年内在全国已有４００多个支部〔Evans, Born for Liberty, p.74.〕，给社会吹来了清新的道德之风。
纽约州中西部的道德改革运动异常活跃，这是芬尼派长期活动的结果。以韦尔德工作过的犹提卡城（Utica）和附近的奥奈达郡（Oneida Country）为中心，向周围城乡辐射出了一个改革的热化地区，史称“燃烧的地区”〔该短语来自Whitney Cross, ed., The Burnedover District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 Press, 1924)〕。１８３２年，犹提卡城有４１个自愿团体致力于各种改革目标，其中１／３是妇女团体〔Mary Ryan, "The Power of Women's Networks," Judith L. Newton et al. eds., Sex and Class in Women's History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p.170.〕。１８３７年，全国妇女道德改革协会支部成立于犹提卡，有１００名成员。它的第一个年度报告宣称：“我们确实感到我们已加入为生命而拚搏的战斗，我们不能随便放下武器，除非为死神所召唤。”〔Ryan, "The Power of Women's Networks," p.171〕该城妇女机构后来还向外发展，成果卓著。
妇女还踊跃参加了禁酒运动。１９世纪初，医生普遍认为妇女的生殖系统和神经系统紧密相连，同样地不够稳定，因此，多生育就意味着妇女苦难的加深。不过，当时的人缺乏有效的避孕概念和措施，要控制生育，只有通过社会的和心理的约束来控制性行为才行。由于酒精常常会把男子从牧师和母亲的训诫下解放出来，失去学习到的道德控制，进而对妇女构成威胁，妇女就大力宣传禁酒，以维护本性别成员的利益。
禁酒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后来的女权运动领袖大多参加并领导了禁酒运动。１８５２年，首届“全国妇女禁酒宪法会”在罗切斯特召开，目的是使禁酒在宪法上得以体现，伊丽莎白·斯坦顿（Elizabeth C. Stanton）是会议主席。这把禁酒运动提高到政治层次上，影响巨大。
从３０年代起，美国妇女还积极参加了威廉·加里森（William Garrison）和西奥多·韦尔德等人领导的废奴运动，该运动是芬尼福音精神的又一体现。女性废奴者和男子一样在公共集会上作宣传，为废奴摇旗呐喊；挨家挨户地征集签名，向国会进行年复一年的废奴请愿；她们还单独组建女性废奴组织，这种组织到１８３８年仅在新英格兰就有１００多个。〔Nancy Woloch, Women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McGraw, 1984), p.182.〕
女性废奴运动的领袖人物是萨拉·葛罗米柯（Sarah Grimke）和安吉琳娜·葛罗米柯（Angelina Grimke）姐妹俩。她们是在“全美废奴协会”（The American Antislavery Association）指导下，在全国作巡回演说的仅有的女性，其演说收效卓然。１８３７－１８３８年，她们在马萨诸塞州的６７个城镇中作了演说，其中有３４个不久就向国会发起请愿，而该州当时共有４４个城镇参加了请愿〔Kathryn K. Sklar ＆ Thomas Dublin, eds., Women and Power in American History: A Reader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y: Prentice Hall, 1991), p.188.〕。葛罗米柯姐妹还强调妇女应享有和男子同等的权利，“无论在教会或国家，妇女在所崐有统治自己的法律和规则中都有发言权”〔Alice Rossi, ed., The Feminist Papers, p.322.〕。号召妇女为女性的事业奋斗。
妇女在废奴运动中成绩斐然。据统计，１８３７－１８３８年，男女分别向国会递交了１７５和１６５次请愿书，签名人数则分别为２２２７３和４４９２９人〔K.K. Sklar ＆ T. Dublin, eds., Women and Power in American History, p.178.〕。到１８４３年，请愿运动获得胜利，废奴问题提上了国会议事日程。在１８６５年奴隶制废除前，妇女一直在为废奴事业作贡献。在废奴运动中诞生了第一批女权领袖，如斯坦顿和安东尼（Susan B. Anthony）等。
综上所述，一批先进的中等阶级妇女通过参加各种改革运动，从禁锢的家庭踏入社会，并提高了工作技巧和能力。废奴请愿结束后，她们在改革中被唤醒的热情和日益接受的性别平等观念结合起来，开始转入争取女性自身权利的运动之中。从４０年代起，妇女逐渐发动了争取财产权、监护子女权、教育权和选举权等运动，女权运动的第一次浪潮来临了，其中，斯坦顿和安东尼领导的争取选举权运动最壮观，也最深刻地阐释了女权运动的内涵。

18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为第一阶段，这个时期是女性主义的萌芽期，也可以称作是传统的女性主义。这个时期的女性主义，主要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教育权利，政治权利，经商权和财产继承权等。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是女权运动的第二阶段，也是女权运动发展的停滞期。第一个原因是是女性主义的思路比较茫然，其二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女性不得不安于贤妻良母的地位。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女权运动，是女权运动的第三阶段，其间爆发了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

美国的女权运动有两个浪潮。第一个浪潮是在1920年代左右。当时的女权斗争主要是反抗制度性歧视，争取普选权、同工同酬、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等等。1919年宪法第19修正案授予女性投票权，是这一次女权斗争的标志性胜利。第二次浪潮是在1960到1980年代左右，主要是追求男女在社会经济上的平等，反抗那些“不成文的性别歧视”，比如在大学录取女生、职场女性升职方面的“心照不宣”的歧视。1960年代崛起的“平权法案”和1970年代女性堕胎权的合法化，是这次女权运动的里程碑。与第一次女权浪潮举世公认的胜利相比，第二次浪潮的成果要模棱两可得多。毕竟，改变文化比改变制度更难。

女权运动最大的敌人，莫过于那种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的女性观”：男女本来就有别，女人本来就是如此这般的，而男人本来就是如此那般的。很多人不去区分这些“男女有别”中有多少是自然禀赋造成的差异，又有多少是社会建构的后果。当女性试图摆脱“社会建构”的这个部分时，他们立刻搬出“自然禀赋”的那个部分，把她们对自由的争取、对潜能的发掘、对欲望的释放妖魔化成“女人想要变得跟男人一样”。

在西方，从60年代到90年代，女权思想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准确地说，是出现了四种思潮。在介绍前，我要提醒各位：（1）我说的是“在西方”；（2）因为没查资料，我说的不一定完全准确（尽管总的来讲不会有太大错误）。
　　　　
　　一是自由主义的女权观念。这一思潮从60年代出现，到70年代勃兴，它的特征是：基于自由主义“公平、平等、人人独立、天赋人权”的哲学思想，强调女性和男性应该有平等的权利，这一思潮主要争取的，是男女同工同酬、在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的性别平等（Sexual Equity），这一思潮主要反对的，是基于性别的歧视（也即法律、体制上的不平等待遇）。这一思潮的观点可以被粗略归结为：女性=男性。
　　　　
　　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权观念。这一思潮基本和自由主义的女权观同时出现。这一思潮认为，在男性的意识形态统治下，女性作为一个整体是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因此它强调女性应该从所谓男权社会中解放出来。女性应该成为自己的统治者。简单地说，其观点可以粗略地表述为：女性对立于男性。
　　　　
　　三是激进的女权观念，发生于70年代末，高潮于80年代中，延续至今。准确地说，这一类型其实本身并不一个类型，而分别是源于上述两类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并且极端化。无论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还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现实政治主张中，都将女性与男性敌对化，甚至认为现存所有的制度和体制（即使表面上保护女性）都是为男权服务的，女性应该抛弃男性，建立自己的社会、文化乃至政治制度。这一思潮在现实中的重要表现，就是Lesbianism运动，当时很多女性之所以成为同性恋者，并非是心理和生理上的客观原因，而是因为她们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强烈地鄙视男性，从而主观上作出“抛弃男性”的选择。简单地说，这一思潮可以表述为：女性远离男性。
　　　　
　　四是后现代主义的女权思潮。90年代，基于以福柯为代表的怀疑主义哲学，女权思想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这个要多说几句：
　　　　
　　首先，这一思潮认为从洛克到康德的自由主义，从来没有并且也必然不能为女性（尤其是个体女性）的发展和独立建立思想基础。
　　其次，这一思潮嘲笑诸如“女人”、“男人”、“平等”、“女权”、“男权”等大而化之的概念，认为用这些大词来概括出的女权思想，都是“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也就是说，上述的种种女权思想中对女人和男人地位、女人和男人的关系的判断，其实都是蹲在书房里，拍脑袋归纳出来的玄学——不同的女人个体，不同的人，都是根本不同的。

顶啊，辛苦之作的说！！！

还能坐个板凳 真是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