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顶级跨国金融机构的几种途径-分享

从朋友处得此文，分享。文字很长，你不需要耐心读完它，只要有兴趣就一定会追到底！mabfans

时光回溯到十几年以前，出国读MBA恐怕还是步入顶级跨国金融机构的唯一途径，如今这条路已有几种走法。那么，具体到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途径，则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做出判断。总结过去“几代人”的经历，或许会对判断规划未来有点启发。

现在已成为跨国金融公司高管位置的精英们应当算作第一代，他们绝大多数都是80年代出国留学然后“绕道”进入美国金融圈的。在当时的中国经济条件下，能付得起高额学费出国读MBA的家庭实属凤毛麟角。此外，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国内的专家学者对国外理论性较强的经济学尚且只有一知半解，对建立在总结运作基础上的管理学和应用金融学科就更缺乏准确了解。此外，中央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理运作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因此，80年代出国留学生往往先读容易拿到奖学金的理科或经济学专业，然后探索着转学应用管理类学科进入华尔街的。第一代“绕道”进入华尔街的过程不仅时间长，而且要历经专业转换过程中的风险和艰辛。第一代人在进入金融界之前几乎都没有相关工作经验，步入华尔街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在布满荆棘的陌生世界中趟出一条路，没有足够的雄心、胆识和毅力是做不到的。

十几年过去了，第一代人中在华尔街站住脚的人并不少，但迅速脱颖而出的却不多见。按照约翰 桑顿的看法，金融人才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技术型人才，精于建立模型、理论分析和预测。第二类是管理型人才，擅长与人交往和沟通。金融公司的高管层面多来自后一种类型。然而，由于历史、文化、兴趣和信仰的差异，中国留学生要在华尔街上出人头地，并不具备比较优势。此外，尽管华人的才智和勤奋在华尔街有很好的口碑，然而，也留下了容易为小利所惑而跳槽的不良印象，从而进一步阻碍了中国人在华尔街的升迁。倒是一些较早回国发展的“海归”们，占尽先机，无论是在跨国金融公司，还是在国有金融企业甚至在金融监管机构都发挥出中外通的比较优势，逐渐成为领军人物。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逐步形成了第二代途径。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大学毕业后先在国内工作几年，然后自费或争取贷款到国外攻读MBA进入华尔街金融圈。与第一代不同的是，第二代途经中的许多人出国前已有在跨国公司或合资企业的工作经验，对西方经济理论、管理体制和金融实务已有所了解，并且积累了一定的财力。在第二代人中，为数众多的人希望在国外金融公司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一些实际经验并还清高额贷款，然后再回国发展。第二代途径的特点是目标明确、单刀直入，速度快，但成本高。

按照美国工商金融界普遍认同的理念，读MBA之前一般都要先工作几年，即可以增长一些实际经验，又有助于提高支付MBA学费的能力。辞去工作读MBA也是一种投资。对许多学生来讲，而且是一种高回报的投资。因此，美国顶尖商学院的MBA通常没有奖学金。对于支付十几万美元的学费有困难的学生往往可以申请贷款。但也有不少学生，要拖很长时间才能还清贷款。十年前，由于个人支付能力所限，而申请贷款又难以得到批准，加之出国签证难度较大，直接申请美国商学院的中国学生并不很多。

那时的美国商学院对招收中学生的兴趣也不大。中国留学生的考试能力在美国是出了名的。无论是在文理学院、还是在工学院或农学院，中国学生的学习成绩往往都是拔尖的。然而在商学院，由于教育背景、语言文化、工作环境、传统习惯等多重因素的限制，与许多美国学生相比，中国学生的处境要艰难得多。尤其是在采用哈佛案例教学法的MBA课堂上，为数不多的中国学生常常要和一些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一起拼命挣扎。在美国的就业市场上和公司内部的晋升机会方面也不时要吞下不公平竞争的苦果。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学生支付能力的提高，美国许多商学院的中国学生比例不断上升。例如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大陆去的中国学生十年前还只有大约1%，几年之间增长到近10%。由于这两年美国移民政策的进一步紧缩，在美国就业的前景仍不容乐观。多数中国留学寄希望于学成后回国发展。回国后创业、在著名公司或政府谋得要职的成功事例，不断“放大”这一希望。

然而，令人失望的例子却有增长的趋势，本来就不多的理想职位不少已被国内人才捷足先登。同工同酬的工薪原则对已在国外名校付出了高额学费的海归MBA来说似乎并不公平。回到国内发展时，如果对工资或职位预期过高，则可能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但一位美国顶尖名校毕业的MBA曾抱怨道：和国内MBA毕业生挣同样的工资，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还清国外贷款呢？另一位国外名校金融研究生毕业后回国看到在国内的同学发展之快，颇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慨。

2004年秋季，华尔街金融巨头摩根士丹利首次在清华经管学院和北大经济中心举办针对国内MBA毕业生的专场招聘咨询会。如今出国读MBA已不再是步入顶级跨国金融机构的先决条件了。 从而开始了不出国进入顶级跨国金融公司的第三代途径。第三代途径的基本特点是：投资小，收效快，最重要的是可以抓住近几年跨国金融机构迅速发展、急需人才的黄金时机。与国外读MBA一掷十几万美元的花费相比，在读国内MBA只需几万元人民币，中外合办的国际MBA通常也不过十几万元人民币。这些人与第二代相比更年轻，很多人在“入道”之前只有两、三年工作经验，甚至无工作经验。学历在国内取得，如中外合办MBA，国内MBA，经济学或金融学硕士。通常一年半就可学完。其间还可以就近争取顶级跨国金融机构的实习机会，如果表现得好，转为正式员工只是时间问题。

曾在大学毕业后和同学共同创办金融信息公司的王同学，积累了两年实际管理经验之后，准备申请沃顿商学院等美国名校，与此同时得到北大国际MBA的录取并随即就读。半年过后，美国名校的申请尚未揭晓，却已得到Lehman Brothers在东京暑期实习的机会。

       与第二代途经相比，第三代途径的一个优势是他们更为了解中国的改革进程。一些跨国金融集团直接招聘中国本地人才，除了看中他们出众的个人素质以外，还看中他们熟悉国内情况，稍加训练就可以适应开展国内业务。

一位英国学者曾着重研究了从出国留学到学成归国这一全过程中的两次心理不适应(shock)。第一次心理不适应产生于刚刚出国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由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教学方式、以及环境气候等外部条件的变化所造成的。但大部分人对于这些变化早在出国前就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遇到这些变化通常并不会觉得完全出乎意料。只是一时适应不了。因此，第一次心理不适应常常在数月之中大为缓解，甚至完全消除。

第二次心理不适应产生于学成归国后。主要是由于人们通常对此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造成的。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回到自己曾经生长过的故土会不适应。出国留学通常是从欠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的学习过程。随着第一次心理不适应的消失，人们开始逐渐适应发达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社会文化和沟通方式。带着这种心理预期回到国内，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对比。常常会感到国人许多原有的思想方式和行为准则是落后的、低效率的。因此，那位英国学者发现第二次心理不适应往往更强烈、更持久。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政府管理、金融环境、企业运作方式都处在一个不断变革的转型过程中。身处其中感觉并不强烈。一旦离开四、五年就有可能产生不理解或不适应。回首自1979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不难看出许多重大进展既不是按照事先制订好的计划按部就班进行的，也不是简单照搬某一发达国家的既定模式。这种乱中求进的发展大背景下发生的很多事情常常使许多生活在国外的精英们感到不可思议。而第二代途径从准备申请出国、攻读学位、到积累工作经验，常常一晃三、五年时间就过去了。其间中国发生的各种变化即便不是全然无知，也通常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这样一种说法，读MBA不但可以学习经营管理的理论和方法，还可以结交一个校友网络。前不久，一位在北美著名商学院读了一年MBA的学生竟然转学回到国内来读中外合作MBA。他的主要考虑是：除了几个最负盛名的顶尖商学院以外，从其它名校毕业归国后也没多少人会熟悉，在商务交往中遇到校友的机会就更小了。既然将来在国内发展的决心已定，转回国内读MBA可以建立一个直接立足于本土的人际交往平台。他觉得国内MBA教育虽然经验还不够丰富，但教学质量已迅速提高，与国外著名商学院相比，差距越来越小，授课内容密切结合当今中国与世界商务运作的实际问题。

          在华尔街引起广泛关注的摩根士丹利首位女董事总经理Elaine La Roche，曾代表摩根士丹利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CEO，自2003年起她多次在北大国际MBA讲授一门实战性很强的课程—创新与变革管理。2004年约翰·桑顿辞去报酬优厚的高盛公司首席运营官职位，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担任“全球领导力”课程领导人。一贯低调的华尔街金融界的幕后人物，曾对中东巴以争端进行斡旋的美国犹太裔联合会主席Jack Rosen也曾在北大国际MBA主讲“企业家精神与创业”，并将全部课酬捐赠设立奖学金。

                 北大、清华等国内顶尖高校全球声誉的迅速提高，毕业生网络的巨大价值，使他们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一些国际名校。约翰·桑顿到清华任教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清华的领袖集中程度在不久的将来会超过哈佛等美国名校。2004年11月4日英国《泰晤士报》的“高等教育增刊”推出了一份世界最佳200高校排行榜。美国哈佛大学排名第一，北京大学排在第17位。该榜根据五项指标评出，分别是各国学者评价、国际教师比例、国际学生比例、教师与学生比例以及教师研究成果的引用数。一共有88个国家的1300名学者接受了《泰晤士报》的问卷调查。按照《泰晤士报》的乐观评价，今后以北大代表的中国高校与以哈佛为代表的美国高校间的差距很快会越来越小。

文章是好，但文不对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