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与企业管理-杜维明与长江CEO班学员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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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新儒学？何为儒商？传统中国文化、市场经济与企业管理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深层次关联？5月12日上午，在本次“中国企业CEO课程”的课堂上，学员们与新儒学领军人、我院教授杜维明博士共论人文、历史、儒学与管理。（本文根据录音整理而成，未经发言人本人审阅）

冯东明（美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什么是儒商？儒商是不是褒义？今天我们在座的哪些是儒商，哪些不是儒商？

杜维明： 今天在坐的各位都是儒商。中国传统历史中的儒商，可追溯到孔子弟子中最成功的子贡。可以说若没有子贡，孔子在事业上的进一步发展会非常困难。子贡所代表的精神就是一种儒商精神。在中国历史中，曾有晋商与徽商。而现在所谓的儒商，就是企业界的知识分子，并非特指精英主义。 作为儒商，要有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关切政治，但不一定从政；第二，参与社会，其中包含很多意义：可以从事社会福利，也可以身在企业，但接触社会问题，或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第三，注重文化。这样的人就代表儒商。 我成立的儒商研究中心，首要的研究从实证开始，对当前中国区域性的潮流发展，比如浙江浙商、山东鲁商、温州徽商，及山西晋商，从正面、负面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再将儒商的定义深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儒商绝对是褒义。 日本曾有一位研究儒学的专家，90多岁时去世。在世时他每月定期与一批企业家交流，讲《大学》、《中庸》，与企业家分享儒家资源。我曾受邀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在场的400余位大阪企业家，每月一定会聚在一起讨论儒家。由此可见儒家的基本精神在日本企业界的发展。 韩国的几个大企业也会经常讨论儒学。我认为这在将来会发展成为一股势力，企业家之间的相互沟通，形成一种既有群体性又带批判性的自我认同。长江商学院倡导人文精神，同学们对长江这一精神的认同，都可认为走的是儒商的一条路。 返回顶部

孙彤宇（淘宝网总裁）: 第一个问题，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释家或道家？我们以前曾说过，在全世界中弘扬传统文化，但让所有人都接受中国文化，几乎不可能。那么我们该如何进一步发掘，继承？这都涉及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 第二个问题，怎样诠释儒学？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观念，或者说不同的认识，比如宋明儒学，比如董仲舒，其中都存在着如何诠释的问题？比如您刚才提到“人”字最早时的写法是人在上，心在下，即身心合一。但我们也曾看到对人字的其他解读方式。再如佛教发展到现在，内涵很丰富，在中国一种很朴素的解释就是祭佛祖，很虔诚地烧香拜佛，就会受到佛祖的保佑，每个老百姓都能听懂，寺庙也很红火。但事实上儒学非常繁杂，若没有很好的诠释，老百姓真的不太能够理解什么是儒学，因为我们不可能去研读《四书五经》，即使想读，没有一定的文言功底也不一定能看懂。 第三个问题是，您提到儒商会形成一种势力，以后这种势力会越来越大，不过可能会需要很长时间。若要发挥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优势，谁将是中坚力量？坦率地说完全依靠企业家并不可行。若让学术界去传播，坦率地说我也不是很认可。 现在有一种现象，在东亚的一些国家，年轻人哈日、哈韩，也许等到某天，当日本人、韩国人与我们谈儒家时，年轻人会更容易接受，到时新儒家是不是会走一条所谓的“出口转内销”的道路呢？

杜维明： 非常好。这三个问题也是你的评论。 第一个问题，关于文明对话和新儒家如何与西方国家结合？ 我基本上不接受、也不赞同张之洞所谓的中体西用，李泽厚的西体中用。严复曾经讲过“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他说“牛头不能够是马身”。如果中学为体，西学是用，中学就成为有体无用，那么西学也就有用无体。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折衷主义，没有成功的可能。 新儒学的发展有三代人。第一代研究儒学和西方启蒙所代表的价值之间的互动，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比如儒家传统基本上彻底摧毁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即男性中心主义、权威主义、家族主义。对西方提倡的民主、自由的价值，第一代儒家全部认同，相关讨论非常细致，此类书籍相当多。 从1949年到1979年是第二代，主要研究问题是儒家传统能否现代化。如果不了解儒家的核心价值，只考量儒家受到政治的影响，完全从社会效用来看儒学，不会了解儒家的全貌。 现在，我们有一个全球性的大计划，要通过儒家的人文主义或者人文精神，重新了解和批判的精神看待启蒙几西方最主流的思想。儒学与西方主流思想不仅平起平坐，而且要进行互动，现在是真正互动的文明对话。 第二个问题是对儒家的不同诠释。简单地说，儒家是一个复杂的超时代、跨文化的学科。多年前，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院曾邀请众多学者，他们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美国、欧洲等，包括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宗教学家。主题就是讨论儒学是什么？怎样了解儒学？它现在的意义又是什么？通过对三代儒学不同时期的比较，找到各时代的特色，发现中间的联系，否则很难看清儒学的全貌。 在跨文化的问题上，儒学不是中国文化的全部。而儒学在日本、韩国、越南的发展，与在中国的发展相比也有很大不同。如在日本的儒学中，最重要的观念是忠。没有血缘关系并不重要，因为日本传统中存在着养子制度。一些日本大企业不完全是家族企业，在传家产、传事业的问题上，如果孩子中没有一个适合承继的，就会从外面请一个养子。养子将与原来的家属断绝关系，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你而作，保持绝对的忠诚。 第三个是关于儒商的问题。目前市场经济对社会的影响很大，可以扮演知识分子角色的企业人才越来越少，这种境况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其中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很重要。学术界有相当一批学者是专家，在书斋中做自己的工作，工作越来越细，不关切政治，也不参与文化、社会。这样的人是专家学者，但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政府中有很多则完全是官僚，也不属于知识分子，但是政府中有知识分子。 将来的儒学一定在不同的领域中发展，其中各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会发挥重要作用，这些人可以认同基督教、佛教，不一定要完全认同儒家。 返回顶部

吴亚军（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目前，中国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企业精英开始出现合流，有寡头化的趋势。我发现中国文化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存在着一种暴力倾向，这在西方文明中也曾出现。我们如何看待一个强势文化难以避免地出现一种暴力状态。 我们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文化不会变成一种暴力，一种将所有人思想全部统一起来的暴力。所以，我非常欣赏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那么儒学会不会成为一种新的暴力？因为我感觉政府精英、企业精英和文化精英合流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杜维明： 我很赞成你的说法，其实我的观点可能更极端一点。真正研究学问，如果不了解它的阴暗面，很难发挥出它的积极作用。我认为，一个充分政治化的儒学所造成的暴力远远超过纯粹以法家的强势来控制人民的暴力。 法家的强势依靠军队、警察及各种不同的暴力，但只要不犯法，它不会对个人有任何干扰。但充分政治化的儒家传统在这点上最可怕。除了个人行为以外，它还关切个人态度、信仰、下意识。以前儒家的传统是圣王，即先修身达到最高水平，才有资格做王。但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事实常常是王圣，即成为政治领袖后，还要做思想领袖、道德领袖，这种观念绝对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非常危险。 而“五四”精英反对儒家，最大的压力来自于西化。当时的中国人有亡国灭种的忧虑，担心亡国，因为中国无法实现统一；忧虑灭种，因为感到中国人将越来越少。后一种观念一直延续到1958年到1959年，当时的毛泽东依然坚持人多好办事的观点，绝对不担心人口过多带来的问题。 我感到五四时的知识精英过分乐观。将传统当做包袱，包袱是身外物，一丢了事，然后西方文化的价值就进来了。但事实上，传统中好的一面在你的生命中，坏的一面也已经进入了血液，甚至进入骨髓。如果不直面坏的一面，它会泛滥成灾，若不继承好的一面，它永远无法发展。所以全盘否定传统，对西方文化的引进一定是肤浅的。 谈到真正了解西方，现在可能刚刚开始。我们用了很多精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对科学精神却茫然无知。很多西方经典没有中文版，而日文版甚至泰文版都比中文的翻译至少多几倍。 返回顶部

蔡东青（奥飞文化数码产业集团董事长）： 我的几个问题是：第一，我们这代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以及改革开放的20多年，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知识经济的来临，儒家思想在中国下一步将会怎样发展？第二，刚才谈到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等问题，那么儒家思想与企业现代管理制度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应该怎样处理？

杜维明： 非常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儒家发展的趋势，我谈谈个人经验。 1985年时，北京大学哲学系请我去教书，希望我开设西方文化课，但我更愿意、并且开设的是儒家哲学。当时一位学者对我说，上一次在北大讲儒家哲学的是1923年的梁漱溟先生，从1923年的梁漱溟一直到1985年再讲儒学，中间有一个很长的空隙。在我们这一代，我们研究儒学，批判儒学，但是我们不会全部认同儒学，不会把儒家看成是关系我们身心性命的资源。 现在的情况有很大变化。像于丹现象，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女教授在电视中讲《论语》，她出版的评论《论语》的书籍在几个月中销量超过300万，成为最畅销的图书，同时很多大学都开设了儒学研究中心。 而在企业与儒学的关系中，基本而言存在着很大矛盾。因为儒学讲利，企业没有利根本不能生存。那么成功的企业家如何将儒学带进企业？在日本有种方式叫汇读。在浙江的鲁商研究中心，我们也主持汇读：十几人、二十几人大家一起读书，其中一半以上是企业家。我们将《论语》、《大学》一字一句的念、讨论，每一位在座的人以平等的姿态讨论，其中企业界的人时常有新鲜的想法。 返回顶部

杨绍鹏（山东海丰国际航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今天的课程让我受到很大启发。我这个年代的人全部经历过大跃进生产、文化大革命、农村插队。特殊的经历使我们在年轻时没有读过更多的书，尤其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也没有那么深刻。 在两个星期以前，我曾听过徐小年教授的一个讲演，题目是“传统中国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探讨为什么西方现代社会能够发展起来？为什么西方的工业化社会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原因在于西方的文化中，崇尚法制，崇尚自由，崇尚维权，这些可以为一个社会带来自由竞争的环境，促进社会不断进步发展。而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崇尚权利，崇尚诚信、正义、道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很难造就现代化的工业社会。 目前我国政府提出创建和谐社会，而很多民众认为存在着分配不公的现象。在西方社会中，只要在法律基础上，遵纪守法，合法合理的所得都是公平的。事实上，我们作为民营企业真的非常幸运：我们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年代，抓住难得的发展机会，浑身充满了激情和活力。但是反过来，我们也看到一些社会现状，很多企业家的心态产生变化，觉着在中国的现状和环境中，企业家也不缺钱，为什么还要一直做企业。所以很多民营企业开始以一个好价钱卖企业，然后去度假了。 第二，我们还没有理清儒家文化的真正内涵，是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发展就是不好，中国是不是全盘西化就是好？现在强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研讨的案例都是外国案例，公司运营全部按照西方的管理方式，可以说源于西方的市场经济对中国影响非常大，其中很多观念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不知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杜维明： 你讲的很深刻，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我曾做过一些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企业家对西方价值比较认同，广义的如自由、理性、法律、个人的尊严等价值。现在市场经济带来了经济人的概念，一个理性人充分了解自己的利益，在自由市场或者相对的自由市场中，在不犯法的前提下充分地实现个人的利润最大化。 经济人一词体现出很多西方的核心价值。我曾在哈佛对大学生进行调查，这些学生有各年级的，各专业的，有男同学，也有女同学，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选择了自由、理性、法律、权利和个人尊严等价值观。而最新调查的结果则非常有趣，选择正义的人数已经超过了自由；在理性和同情中，赞成同情的超出理性；权利和责任的选择中，还是权利更重要；个人尊严与社会和谐的选择人数差不多。 但如果将男、女同学分开看，女同学选择同情的比例远远超过理性，正义远远超出自由，责任要高于权利。所以，这20年来美国的年轻人有了很大的改变，与目前中国年轻人的选择情况正好相反，不过将来可能会趋同。 所以，现在中国人认为我们需要充分的自由，我们要更理性地考虑问题，我们需要法律制度的建构，我们需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我们需要个人的尊严，我们需要经济人的出现。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后来居上，作为中国的企业家，也需要了解西方社会在发展到某种程度后所面临的困境。 我的观点是，新人文精神的出现，一定要考量四个层面：一是个人，二是社群，三是自然，四是天道。 个人即修身养性，一个人应该有怎样的健康生活，可以是教徒，也可以是非教徒，可以信仰佛教、基督教，也可以完全不信仰任何宗教。 第二个问题是各种不同的社会，比如家庭、公司、学校、国家等等，其间是否有可能健康互动。 第三个问题即人类与自然能否保持一种持久的和谐关系。比如中国正面临的污染、废气等一系列问题。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可能靠经济人来解决，因为经济人缺乏正义、缺乏同情、缺乏礼让和责任感，缺乏对和谐的理解。 此外，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确实要花费很多精力才能发掘出来。而西方的核心价值我们应尽量引进，我们有权利、有义务排解其中的浮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项院长所说的“站在月球看地球”的全球视野看待问题。 事实上，尽管西方的启蒙精神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但启蒙有几个盲点。一是没有理解人类的精神，如21世纪的宗教问题；二是它对自然是一种掠夺。而儒家代表的人文精神，一方面可以深入地看到启蒙观念中的内在价值。另外又能以批判的精神将启蒙的盲点暴露出来。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都有责任将这种宽广的、比较深刻的人文精神，身体力行地在我们能所及的范围中发展它。

jocuckoo

顶一下看看。

mixtec

CEO的问题很有分量；教授的回答针对性很强

很期待能当面听杜维明教授的课

Kimbo

一个文明的精华要很努力才能发现出来，这说明只有2中可能1）这个文明其实没啥精华 2）这个文明是经历了太多的变革和断层的，反复一串多宝珠的手链。我们要么着力于每个珠子的美丽，要么看看整体效果就好了。简单就是美，作为工程师出身的我，感觉就是：一件事情如果需要你太多的精力去做，那么你肯定走错了方向。

我的理解中华文明比较倾向于2）。其实世界每个历史悠久的文明都有2）的味道，但是中国的尤其明显。我们的文化好比纯血马，其实是各种基因杂交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