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4日,长江商学院副院长郑渝生教授出现在上海四季酒店的讲坛,向社会各界青年阐述了MBA教育对于中国发展的重大意义。
作为沃顿商学院创立100多年来唯一的华裔终身教授,郑渝生副院长对于培养年轻人情有独钟。长江创立伊始,郑教授即全身心的投入其中。演讲的前一天,郑教授在北京不慎跌倒摔伤,但是他力排众议,坚持要如期出席。
郑教授首先回顾了他是如何与管理教育结缘。年轻时,郑渝生教授也曾怀有科学的梦想。然而,文革的风暴无情的干扰了他在复旦的学业,随后的青春在岁月流逝中蹉跎。当科学的春天再度来临的时候,郑渝生教授已过而立之年。但他抓住了人生的机遇,成为文革后中国第一批研究生。
1982年郑渝生教授负笈留美,前往常青藤学府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当时为数不多的留学生当中,郑教授属于绝对的另类。“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攻读理工。而我由统计转读管理可谓真正的pioneer (先驱)”,郑教授说。当时他的导师也颇为迷惑:这位来自计划经济国度的东方人为何要学习资本主义的管理学?一旦回国,所学的专业很可能变得毫无价值。也许是隐约的感觉到中国即将发生的巨变,加上某种缘会使得郑教授最终定格于沃顿。
在哥大获得博士学位后,郑渝生教授被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招至麾下。沃顿是现代管理学的发源地,更是管理学研究的重镇,长期以来执学界之牛耳。郑渝生教授在沃顿从事运营管理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郑渝生教授的多篇论文在运营和供应链管理学界影响深远。他曾同时担任国际知名管理学刊《Management Science管理科学》和《Operations Research运营研究》副主编长达十余年。
中国奇迹下的“盛世危言”
郑教授坦言当初投身管理学研究是因为预感到中国即将发生巨变,但是今天看来变化比当初预想的还要深刻许多。
作为一个饱受物质短缺之苦的大国,中国在上世纪末逐步挣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真诚的拥抱市场经济。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改革之初的数倍,但仍然在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
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一次次的打破专家的预测,人们甚至已经不再愿意武断的猜想中国的潜力。“中国有13亿渴望改变命运的国民、睿智务实的领袖、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广阔的国内市场,这些都是支撑经济起飞的良好条件”,郑教授说。
“然而,那些忙于开疆扩土的CEO们却并不这样看待现状”,郑教授援引麦肯锡公司的数据展现了企业家们的普遍焦虑:“中国在未来10年需要75000名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级管理人才,但是可以预见的供给只有不到5000名”。
当前,优秀管理人才的短缺在跨国公司普遍存在,遑论飞速发展的民营企业。人才匮乏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与此同时,每年有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为获得一份工作而四处奔忙。而其中大多是潜力无穷的青年。以上两种极端现象在中国显得颇为突兀,令决策者们感到十分头痛。
如何化就业负担为充沛的人力资源供给?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挑战。
MBA,未来领袖的职业加速器
郑渝生教授带着大家回顾了MBA在美国的起源。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增长同样面临人才短缺的现象。为此,沃顿首先设立了工商管理专业,而率先将其升格为研究生教育的则是哈佛。
MBA教育旨在让那些具有管理潜质的青年受到系统的培训,在被“催熟”后早日走上领导岗位。虽然MBA一开始只是定位于培训,却立即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再次勃兴将MBA教育推向了另外一个高峰。如今,美国的各大名校几乎都设有MBA项目。1800个MBA项目每年可以培养毕业生逾10万人。美国的公司经理几乎人人接受过MBA教育。
MBA之所以能够被美国社会所接纳并扩张至欧洲绝非偶然。MBA教育强调学以致用、与时俱进、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现代工商业对于人才的需求。
反观中国,我们的MBA教育才刚刚起步。无论从规模、质量和社会认可度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李嘉诚基金会捐赠的非赢利、独立性教育机构,长江承担着培养未来商业领袖的历史使命。
近来,有其他商学院将长江视为强劲的竞争对手,对此郑教授谈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在沃顿执教20年,从来没有听说会将哈佛视为竞争对手,尽管许多申请者在两校之间会选择后者。美国好的MBA项目很多,在社会上影响力很大。工作后读一个MBA对于美国人是常识性的举动。而在中国则不然,MBA在社会上的是凤毛麟角。由于MBA的声音太弱,弱到了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有中欧、长江,弱到了大家都不了解MBA的真实价值,招生才会出现所谓的竞争现象”,郑教授如是说。
对于MBA在中国的未来,郑教授认为大家应该抛弃门户之见,共同把MBA事业做好。如果中国有100所长江和中欧这样优秀的商学院,MBA在社会上就有了相当的影响力,我们的招生反而就会变得轻松。因此,当务之急是同仁携手,一起努力将MBA教育的口碑建立起来。
MBA教育,超越逐利动机
在问答环节,有与会者提出:“既然长江是非赢利性教育机构,为何标出如此高昂的学费?”
郑教授说:“沃顿和哈佛的学费在美国属于最为昂贵的一类,长江在中国也属于此类。但是长江可以保证一点,只要你足够优秀,达到长江的招生标准,长江绝对不会因为你没有钱不让你就读。”
郑教授进一步解释,长江之所以标出较高的学费,完全是因为物超所值。长江的办学标准完全是按照全球Top10来设置。同时考虑到中国的收入实情,对那些具有潜力但确实有经济困难的学生给予财务上的支持。
至于长江靠什么生存和发展,郑教授认为:“长江绝对不可能靠学生的学费来维持,目前主要依赖李嘉诚基金会的支持”。在美国,MBA项目通常也是难以盈利的,主要是因为MBA的培养成本太高。但是MBA校友都是未来的商界精英,他们一旦成长起来,对学校的慷慨捐赠则是最重要的财务支持。“纵观世界各大学和商学院,概莫如此。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要努力寻找那些具有领袖潜质的青年,这是长江发展的长远战略”郑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