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校长剖析剑桥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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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校长剖析剑桥奇迹  

北京青年报



-主导剑桥的不是不变的东西，而是不断的变化

-今后的20年，将看到科学专业以及研究机构逐渐走出剑桥的院墙

-剑桥与大企业的联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

亚历克·布罗厄斯，1938年出生于澳大利亚；1959年，获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1960年，获墨尔本大学电子学学士学位；1962年，获剑桥大学机械科学学士学位；1965年，获剑桥大学电子工程学博士；1965年-1984年，在美国IBM公司任职，研究微电子器件的制作，IBM的首席科学家；1984年，返回剑桥大学并创立纳米加工实验室，历任电子工程学教授、三一学院院士、丘吉尔学院院长和工程部主任；1996年，担任剑桥大学校长，发表学术论文150篇，拥有多项专利，并当选为英国皇家工程院院长。

身披北京大学红黑相间的博士袍，剑桥大学校长亚历克·布罗厄斯显得冷静而坚定。在4月12日北大“剑桥日”上获颁名誉博士头衔的他，为自己题为《新千年的大学：前沿与合作》的演讲精心选择了意味深长的开头和结尾：演讲稿封面上，80年前游学剑桥的中国著名诗人徐志摩那首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历历在目；结尾，出自《诗经》的一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宣示着他背负历史、变革求新的信心。

4年前，北京大学刚刚度过了百岁生日；7年后，剑桥大学将迎来建校800周年。布罗厄斯以“时代的制高点”来诠释新世纪、新千年对于这两所古老大学的特殊意义。“我相信，古老的大学和古老的文化能够焕发出强大的力量，去应对新的挑战。”他语气肯定。

主导剑桥的不是不变的东西，而是不断的变化

在剑桥，有一种书籍被称作“永恒之书”——数百年间剑桥积累下来的繁缛琐细的校规，清晰具体地界定着剑桥人的一举一动，似乎不可改变、不可抗拒。

“实际上，所谓的不可改变只是表面现象。”布罗厄斯说。他回忆起自己求学剑桥的二三十年前，“那时学校有明确的规定，学生必须身着长袍，太阳落山时必须回到学院，否则会被纠察者处罚。”这位坦承曾经因晚归而翻过墙头的校长说，今天，这一切早已不复存在了。

作为剑桥大学第一位工程师出身的校长，亚历克·布罗厄斯以实干精神和不墨守成规而著称。他出生于澳大利亚，60年代求学剑桥，合唱队、赛艇队都有他的身影；随后是19年IBM的职业生涯，荣膺“IBM首席科学家”；80年代重返剑桥，1996年就任校长，推动剑桥周边形成信息技术园区“硅沼”(Silicon Fens)，吸引跨国公司投注大笔资金。

面对剑桥的悠长历史，别人也许更多地看到沉甸甸的传统，而在这位“跨越学术、商业两个领域和三个国家”的校长眼中，贯穿剑桥800年的，是连续不断的变革。“主导剑桥的并不是不变的东西，而是不断的变化。”

布罗厄斯上任后的一些新举措也曾激起反对的声音。有些人说，有800年历史的剑桥，是英国乃至欧洲最好的大学，为什么还要改变？布罗厄斯说，悠久历史在积淀传统的同时也可能成为一种负累。“所谓世界一流的大学，应该用不懈的努力推动时代前进，同时要时刻保持警觉，反省到自己是否落伍。”

60多项诺贝尔奖诠释“剑桥精神”

有人戏言，剑桥大学60多项诺贝尔奖的傲人纪录，和剑河边悠闲自在、天马行空的下午茶闲聊分不开。英国人传统的下午茶，在剑桥似乎被赋予了特殊的含金量。

在剑桥生活了20多年的布罗厄斯，这样诠释“剑桥精神”：活跃的文化融合和高度的学术自由。而形成这一精神氛围的重要形式，他认为就是下午茶和喝咖啡时自由随意的交流。在拥有31所学院的剑桥，其学院的定义并非是以某一学科为核心的学术机构，而是一种打破学科界限的学生的组织机构。对于学院制带给各个领域学生的交流机会，以著述《中国科学技术史》闻名于世的剑桥大师李约瑟曾这样描述：你也许是一位学习英国文学的英国青年，同对面房间学生物化学的爱尔兰人相善，同楼上宿舍学法律的尼日利亚人和学神学的苏格兰人友好。“学生们在一起，没完没了地谈天说地，没完没了地饮咖啡。”“可以说，剑桥每一个学院，都是由学系不同、社会出身不同、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不同的人混合而成，这些学院将整个剑桥大学变成一个奇妙的熔炉。”

剑桥产生了许多改变世界的思想。牛顿、达尔文、培根、罗素，这些巨擘也曾是剑桥的平凡学子，也许正是交流与碰撞点燃了他们思想的火花。“在剑桥由学院文化构成校园氛围中，充分的交流使你开阔眼界和心胸，同时你也时时会感到挑战和竞争，这些无疑会带来灵感和动力。”布罗厄斯说。

谈及剑桥令人惊叹的诺贝尔奖纪录，布罗厄斯校长更强调科学研究的“原创性”和基础科学的非功利性。他说，诺贝尔奖委员会特别强调对于人类知识的原创性贡献，而原创性更是一所大学的活力源泉。同时，电力、电子、蒸汽机、抗生素，这些与剑桥相关的发明都有其偶然性，它们在诞生时并未呈现出即时的实用性，发明者也不是刻意为之。“人们从事基础研究是为了增进人类的知识，基础研究必须得到极大的支持。”

中国人所知道的剑桥，大多源于徐志摩的诗句，撑长篙、挽金柳，放歌剑河，为人们描画出剑桥深浓的人文气息。

事实上，英国不少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也出自剑桥，如弥尔顿、丁尼生、华兹华斯、拜伦。正如布罗厄斯所说：“剑桥在艺术和人文方面的成就绝不逊于科技方面的成就。”他说，徐志摩所秉承的是剑桥的悠久传统，而创造这种传统的灵感则来自剑桥优美动人的自然环境——剑河、奇石、树木花草的完美结合。“这也许就是那些剑桥诗人和哲学家汲取力量的源泉。”

“今天人们往往更注重实用性。艺术领域的学者丧失了稳固的社会地位，学生更希望为职业生涯获取实用的经验，因而一些历史悠久的文科课程受到冷落。”出身理工科的布罗厄斯校长对人文科学同样关注。“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人文科学和艺术在延续文明、挑战功利主义价值观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布罗厄斯校长恳切地说，当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日益改变人类的景况时，我们越来越需要两件事：对伦理问题的精确分析研究；对过去的了解，尤其是对人类过去经验的了解。“以一种独特的人文精神去诠释哲学和历史，关于理念、宗教、文学、社会、政治等的历史，都是与当今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的。”剑桥大学最近建立了一个艺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中心，以加强人文科学的研究。

中国学术界近年来提出“中国需要诺贝尔奖”的口号，以提倡原创性，注重基础研究。布罗厄斯对此建议说，中国大学应该把自身的资源集中于具有广泛效益、有潜能、有应用性的原创性科学研究，同时这些研究也应该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对于中国大学来说，首先要找到那些最有才能的研究人员，然后保证他们得到足够的支持。而通过同行之间的评估来挑选人才，是最有效的途径。”

剑桥校长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何赢得足够的钱

尽管剑桥本身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大学，但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800年的传统、曾经的贵族化特色，都构成了一道无形的墙。古老的剑桥近年来一直在努力突破种种设限，无论是新校区向西拓展的“西进运动”，与企业合作设立研究机构，还是教育理念上的吐故纳新。

布罗厄斯校长说：“现代研究正打破19世纪学科的边界。今后的20年，将看到科学专业以及研究机构逐渐走出剑桥的院墙。”剑桥与大企业的联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2000年，微软公司向剑桥投资3.38亿美元，设立一项英国最大的国际奖学金，每年资助230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就读剑桥；马可尼公司投资6400万美元，在剑桥设立研究机构；李嘉诚在剑桥捐资建立医学研究中心，并设立李嘉诚基金，资助剑桥知名学者来华讲学。

“学生们将受益于学校与这些全球性公司的合作。”布罗厄斯校长说，他认为这些密切的合作不会妨碍学术的独立性，因为合作各方都会遵守事先订立的周密详细的契约。

时至今日，剑桥已经拥有资产12.3亿英镑，储备3.75亿英镑。但布罗厄斯校长认为，他面临的最大挑战仍是如何赢得足够的来自各个方面的收益流，使尖端科研获得充分的资金投入。剑桥的资金三分之一来自英国政府的拨款，其余则是企业和校友捐赠。布罗厄斯说，在学术界的自我独立和保持商业性捐赠者的兴趣之间取得平衡是件“微妙而棘手”的事。他认为，捐赠者过多的干预会妨碍大学的独创性和灵感，会妨碍研究者的自由思索精神，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捐赠来源的多样性。近年来，国际高等教育界曾有关于美国和欧洲教育精神、模式优劣的探讨。布罗厄斯认为，英国教育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于强化特性、不断积累的传统以及几个世纪以来学术的投入，“凭借强烈的探求精神，我坚信我们的国际地位能够得到保持。”

同时，剑桥也在积极汲取其他一流大学的优点。1999年，剑桥与麻省理工学院开始5年合作计划，设立剑桥麻省理工学院(CMI)，两所大学学分通用，学生可互相选课。目前，在英国大学中，惟有剑桥在最高决策机构——教授委员会中未吸纳本校以外的人士，布罗厄斯表示，希望未来能够引入美国一些大学或跨国大企业的人才，参与大学的管理。

中国的高等教育界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目标。对此，布罗厄斯建议说，与美国大学相比，英国缺少资源和规模去发展大众化的高等教育，而中国的规模和潜能则更近似于美国。同时，他指出，大学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经费、投入以及招募和留住具有国际最高水准人员的能力。

“硅沼”：新“剑桥奇迹”

“硅沼”(Silicon Fens)之名，得自剑桥周边信息技术企业所在的那片沼泽地，与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周边的“硅谷”(Silicon Valley)并称。几年间，这里冒出了10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雇佣员工3万多名，年收入30多亿美元。

兴起于60年代的剑桥大学科学园，致力于将大学科研与企业相结合。到80年代，这片130英亩的土地上集中了近500家高新技术企业，为4000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年产值以数亿英镑计。这座欧洲最成功的科学园，被称为“剑桥现象”或“剑桥奇迹”。90年代，由布罗厄斯参与推动的“硅沼”则为“剑桥奇迹”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布罗厄斯这样追述剑桥与企业相关的历史：“剑桥大学对于应用性科研的支持，远远早于科学园的建立。而剑桥和企业之间建立起明确的联系已长达一个多世纪。”他认为，剑桥现象的繁荣发展，得益于剑桥的一大特色——赋予个体以学术自由，使他们能够去追求自我的理念、思想，并保留他们自己的知识产权。

布罗厄斯认为，财政政策、土地使用以及美国的经济规模，使硅谷与硅沼有所不同。他认为，在剑桥的经验中最值得关注的有两点：对于新兴企业的扶持和一些促进小企业建立的法律、财务机构的存在。“今天，剑桥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人们的创新精神，并专门建立了剑桥创业中心。”

近年来，在制药、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剑桥与葛兰素、微软等大型跨国企业开展了深入的合作。面对未来，布罗厄斯认为，剑桥必须诞生一种新型的体制，更具灵活性、激励性，能够进一步催生新型的小企业。同时，大学与大企业结成有效的合作体制，也将有力地推动巨大成果的产生。“我们新近的重点是植入式实验室，即企业在大学建立实验室，这对于大学的基础研究非常有利。”

中国的不少大学目前都在努力将科研与产业结合起来，北京大学的校办产业规模位居中国大学之首，现在又在主校区附近建设科技园区，布罗厄斯对此非常感兴趣。他建议，大学科学园的建设需要具备几个先决条件：对于商业发展和组建公司有高度技巧的专业化建议；对于创业的专门培训；对于知识产权的共享。

中国2000多年的教育理念，与剑桥的教育目标相契合

北大未名湖畔，长眠着一位杰出的剑桥学者赖朴吾(Ralph Lapwood)，他把自己交付给这片曾执教多年的土地；剑河西岸的李约瑟研究所，被剑桥人称为“中国庙”，默默地见证着这位传奇人物将中国科学技术史呈现给世界的不懈努力。严复、华罗庚、肖乾、徐志摩，曾经负笈剑桥的中国学人，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足印。

布罗厄斯校长就读剑桥时，所在学院的院长正是李约瑟。在北大的演讲中，他追述了剑桥与中国一个多世纪的学术交往。他特别强调说，中国2000多年的教育史所蕴涵的许多理念，与剑桥追求的教育目标相契合，如无论出身贵贱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强调教育的开放性，教育服务于社会等。

4年前，剑桥设立了东亚学院，其核心是中国研究中心。香港富商李嘉诚2000年捐资设立基金，资助剑桥每年向中国派出4位著名学者讲学；2001年开始，剑桥受英国政府委托，每年派遣数位“现代中国研究”项目的本科及硕士生到北大交流，涉及法律、经济、语言、历史等方面；几天前，李嘉诚还捐资给剑桥一项奖学金，使每年能够进入剑桥学习的中国学生增加了60余名。同时，为中国培训律师、官员、经理，也是剑桥与中国交流合作的重要内容。

今天，剑桥有60个不同国家的学生在校求学，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200多名学生。“我们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就是实力。中国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非比寻常的人才，提供了各个领域的杰出学子，尤其是在剑桥处于强项的学科领域。”布罗厄斯说。

他认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以国际化的视角来思考。“剑桥人从不把剑桥看作是孤岛上的大学，而是敞开大门，与世界其他大学，包括北大加强沟通交流。”他在演讲中表示，剑桥将与北大建立伙伴关系，互相借鉴，“相信剑桥会在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中起到特别的作用”。

挚爱剑桥的布罗厄斯，尽管积极倡导变革，却对剑桥不变的美丽风景深深眷恋。说起剑桥古老的建筑、蜿蜒的剑河、青青的草地，还有他最钟爱的国王学院的教堂，他眼中洋溢着激情。“这些自然景物孕育着剑桥的魅力，那种不变的静谧让你感受历史的存在，体味历史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