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Western Elite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miaomiaoshen

导读

老姚去年首发在American Affairs的文章：The Western Elite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by Puzhong Yao), 被已有160余年历史的美国杂志The Atlantic评为2017年100篇非小说类好文。与New Yorker，The LA Times等大报刊所载文章一同入选。The Atlantic每年都会评选出当年的好文推荐，已是该领域权威荐文，这次入选，深感荣幸。

这篇文章自2017年冬首发以来，曾一度被推上热搜，针对文章中不同段落的讨论也一度被刷屏。虽然被问及多次，却一直没有中文版本，在今年开学季，我终于把这篇读了无数遍的好文，翻成了中文，虽然翻译得并不十分地道，我仍希望文字背后的用心，依然可以给更多的人以启迪。

写作不易，孤独前行的路上，你们的认同和鼓励就是我们辛苦码字的最大支持。

Lanfang's Almanack

壹

我在美国遇到的福音派基督徒，或许全世界的基督徒，都经常说圣经改变了他们。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使他们重生。

我不是基督徒，也不信仰任何宗教。我只是一个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无神论者，在很小的年纪被送到西方读书学习。我在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读书，在资本主义国家最资本化的公司之一，高盛投资银行工作。

但是，就像我所遇到的福音派基督徒一样，我的生命也被一本书彻底的改变了。更具体一点，这本书不是圣经，而是罗伯特.鲁宾 （Robert Rubin）的 自传，《在不确定的世界》（In an Uncertain World）(Random House, 2003)。鲁宾曾是高盛投资银行的高级合伙人，离开高盛之后，被任命为美国财长。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在美国，有一些人，仍尊他为神一样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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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邂逅这本书，就被他的书名深深的吸引了。这种吸引并不是因为难以抗拒的共鸣，而是一种从不曾思考过的困惑。这个世界为什么是不确定的？尤其是像鲁宾这样一个有着辉煌成就的成功人士，为什么会这样看这个世界？我一直以为，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有因果。我的父母从小就教育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的老师们告诉我，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我足够努力，便会成功，如果从来不去尝试，那么必然会失败。当我随意从书架上拿下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在剑桥大学经济系的图书馆里学习数学，那一刹那，我曾灯下苦读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那些我曾引以为豪的成绩单，那些我曾以为把我送进剑桥大学的努力和成就，我竟看不到一丝的不确定。

鲁宾的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完全不同于我的认知的世界。鲁宾，他从来没有想过做高盛的高级合伙人：事实上，在他的事业刚刚起步的几年之后，他还曾递交过辞呈。就像鲁宾的事业一样，我发觉，也许，随机性，或许可以叫做不可预测性，或许，我更喜欢叫他无常，不仅仅是我们人生的杂音，而是定义我们人生的主要因素。

那些我们给予历史事件的因为所以，通常也只是事后诸葛亮（ex post rationalizations）。我们，包括我们的孩子，都在努力被教育成历史上最清醒的一代，所以，我们顺理成章的认为：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有他的原因。与此同时，我一直在想：是否在冥冥之中，也有那一位生命的主宰，坐在众生之上，任性的扔着硬币，如此来决定我们所在的世界，从古至今的剧本？

在我所遇到的美国人中，大部分人对这个问题都充满了疑惑。我觉得这也很好理解，毕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在金融行业，也没有读过鲁宾的自传。他们的目标，永远是“改变”什么 --- 斯坦福商学院的标语是，“改变生命，改变组织，改变世界” （Change lives, change organizations, change the world） --- 虽然，他们似乎自己也不知道要改变什么，或者如何改变，或者他们也从来不知道，几率和境遇，到底扮演着怎样一个角色。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最大目标是改变一些事情的未来走向，那么，他们一定有可以决定未来的能力，不是吗？伟大的美国梦本身，就是掌控自己命运的能力和决心，完美逆袭的终极形式。但是，这些人定胜天，在鲁宾的不确定的世界中要怎么实现呢？

图片来源：American Affairs

我并不是试图去做一个现代的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我与这位著名的美国生活的观察者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相似之处。他出生在巴黎，一个以文化和建筑闻名于世的城市。我出生在石家庄，一个因三鹿奶粉而登上彭博新闻（Bloomberg）的城市。他成长于贵族家族，而我只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家庭。

不管怎样，我希望我一路走来，对西方精英机构的认知和观察，可以为你提供一些值得思考和洞察的角度。在我所遇到过的同学和同事中，某些信仰就像石家庄的雾霾一样，笼罩着我的这些精英同学和同僚们。在那些像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高盛投资银行，这种精英机构中，孜孜不倦的塑造着，身在其中的人们的世界观和文化设定的思维逻辑和思维设定，几乎与宗教信仰无异。无论如何，我希望作为一个中国的无神论学生，我的这篇文章，可以提供一些与我的这些西方世界成长起来的精英同学们不一样的，中肯的角度与视野来看这个世界。

从石家庄到剑桥

贰

2000年的夏天，我15岁，刚刚结束了中考。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到这一天，我似乎已经从一个班级倒数第二名，让老师不得不把我塞在教室侧面的桌子上，让老师“特殊关照”的坏学生，变成了一个不好也不坏的普通学生。我父母早在那时，就已经断定，我在中国是没有出路的，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把我送去国外读高中了。这个世界就是总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惊喜。那次中考，我考了我们学校第一名，虽然我的学校也不过是一个不好也不坏的普通学校，但是这个成绩已经是我近10年学生生涯中考过最好的一次了。而更令人惊喜的是，我不止考了我们学校第一名，而且考到了全市10多万考生的前十名。所有人，包括我的老师和我自己，第一反应竟不是欣喜，而是在怀疑自己的耳朵。

这个傲人的成绩把我送进了我们城市最好的高中里最好的班级，也开始了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年。我刚刚建立起的自信，在我见到我的同学们时，瞬间瓦解。我至今还记得我们的第一堂数学课，老师直接宣布，她将会跳过前三章的内容，直接从第四章开始讲起。她的经验让她正确的意识到，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对前面的内容足够熟悉，再来学习无非是无聊的浪费时间而已。

我的高中班中的大部分同学，本应都是陌生人的同学们，却出乎意料的彼此熟识。他们像老朋友一样聊天寒暄，似乎只有我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局外人。他们从小一起参加各种竞赛，他们在越来越高层次的竞赛中建立起的革命友谊足够使他们成为“战友”了，多年的竞赛，也使他们对大部分的高中课程早已烂熟于胸。我的高中生活，就从这样一个尴尬的处境开始了。我不认识任何人，不知道任何事，不懂得任何教纲的内容，却要在未来的三年中，与这些比我聪明，比我知道得更多，比我起点更高，如果我的自信至此还残留一点的话，我会说，他们和我一样勤奋努力的同学们一起读书学习，我不知道我的机会在哪里？

高一那一年，我非常非常努力的追赶我的同学们：我放弃了其他所有的兴趣爱好，甚至把家搬到学校附近，只是为了节省一些路上的时间来学习，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慢慢的，上学，每天睁开眼睛就要去为一场知道结局的战争而战斗，变成了一种折磨。但是我却不得不日复一日的赶去战场。

高一的期末考试，我考了班级倒数第二名，生活似乎绕了一圈又走回了原点，回到我小学一年级时的样子。但是这一次，我却被彻底击垮了。仅仅在一年前，我是那么骄傲于我的成绩，甚至幻想着，我已经变成了我的同学们中的一员，这一年中，我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去努力，然而最后，我却不得不把我自己埋在无尽的绝望中，让我的父母把我送去国外，哪儿都行，哪儿都好，只要让我离开这里，总不会比现在更差了。

<The Western Elite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被评选为2017年100篇好文

于是，2001年，我16岁的时候，来到了英国。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英国似乎和中国的应试教育也没什么两样。更相似的是，考上“好学校”（right school)，然后找到“好工作” (right job)，似乎是很多家长全身心相信并追求的重要信条。因此，考出好成绩，完美通过学校面试，甚至是幼儿园或者小学的以玩为基础的评估环节，都变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即使在大学阶段，剑桥大学的本科毕业成绩，也只取决于大三那一年的那一次期末考试。

另一方面，虽然英国的大学系统被普遍认为优秀于中国的大学教育，但是英国只有中国人口的1/20，竞争虽然也很激烈，却远没有中国残酷。牛津，剑桥的录取率是10%左右，而斯坦福和哈佛大学的本科录取率大概在4%-5%之间，而在我出生的河北省，每1500个考生中，仅才有一人可以考进清华和北京大学。

我也出乎意料的发现英国的课程似乎比我的高中课程简单了很多。于是在我出国后的第一年，我考取了英国GCSE （英国初中毕业全国统考）的数学第一名，我的照片竟然被印在国家级报纸上。在此之后，我考进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和牛顿，培根，以及查尔斯王子成为了校友。

我在剑桥大学主修经济学。经济这门学科自1970年以后就变得越来越数学化，越来越多的数学模型被使用到这门学科中。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复杂的数学模型，为现实世界的问题，找到一个标准答案（closed form solution）。

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老师们如此专注于这些模型。在这之后，直到进入金融行业，我愈发的感觉到，盲目的依赖数学模型的，不止是经济学家们，还有华尔街的交易员与银行家们，甚至是投资人们。这个错误经常导致灾难性的结果，比如说我们都熟知的，闻名遐迩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的崩塌。

几年以后，我才读到了巴菲特的箴言： 差不多正确总是比精确的错误强（It is better to be approximately right than precisely wrong.）。但是我的老师们，尽心尽力地教我们，把现实世界的问题，想成一道数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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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的文化渗透到我们上的每一节课中：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学来讲，传统是要被严格的遵守和尊重的。在剑桥大学，学生不可以踩踏草坪。在草地上行走的权利只专属于学院的教授们。唯一的例外，是那些考试中考了一等学位的学生们，他们可以在考取一等学位的那一年的指定的一天，踩一踩指定的一块草坪。

我的英国的同学们的行为模式，也完美的展现了我们所谓的从众心理，甚至多过一直被我们嘲笑诟病的美国的MBA们。在我同届的同学中，三一学院一共有13个经济系学生，我们中的12个毕业以后去了投资银行，其中5个人，去了高盛银行。

高盛和我为公司赚的钱

叁

三年以后，我以一等学位从剑桥大学毕业，并且拿到了我梦寐以求的，高盛银行固定收益部的工作offer。我的英雄，罗伯特. 鲁宾一手创办了这个部门。我隐隐觉得，好像我的梦想都成了真，我的愿望都一个接一个的达成，但是这种感觉没有让我有一丝的幸福感，反而让我无比恐惧。

我恐惧，在不远的将来会有一天，所有的荣耀都将消失，毕竟，仅仅在5，6年以前，我还是中国一个不知名的高中中垫底的学生。如果我连中国一个不知名的城市的一个高中班级中的同学们，都追不上，我也许根本没有资格去剑桥大学，或者高盛银行。难不成是我变聪明了？还是只是英国人太笨了？

带着这些说不清是什么的情绪，我在2007年开始了高盛银行的交易员工作。高盛不成文的座右铭是“长期贪婪” （“be long term greedy”）。我发现我高盛的同事们每个人都无比聪明而好胜。但是，我却没从我们的长期贪婪的企业文化中，看到太多关于”长期“的部分。高盛银行，即使被誉为华尔街屹立不倒的神话，依然丑闻缠身：次贷产品，与希腊政府的交易，与马来西亚国家发展基金的交易（1MDB）等等，让传说中的高盛，并不完美。也许，是因为高盛银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上市公司，每一个季度都要有季报。也许，是因为我所工作的这个交易组需要随时随地的关注自己的盈亏，当你看到你面前屏幕上的数字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尤其是当这些数字，走向了错误的方向，交易员们就会如坐针毡，度日如年。亏钱的时候一天都像永恒那么长。也许，这就是我们企业文化中鼓励交易员习惯“长期”的真正用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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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高盛银行的工作有两方面，既要提供买卖价格以满足客户的交易需求，又要为银行自己寻找交易机会。在2009年初，我相信买英国的通货膨胀会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交易。事实上，我唯一的担心是，这个交易会好到没有人会那么傻的去卖他。最后，我们和另外一家英国银行达成了这笔交易。第二年，随着英国的通货膨胀稳步上升，这笔交易为高盛赚了上亿美元的利润。

我以为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交易员。除了一个小问题：我当初之所以想要进行这笔交易，是因为我觉得市场会让英国加息，从而通货膨胀会随着升高。但是那一年，英国央行并没有加息，通货膨胀的上升反而要归功于加税，汇率变化，石油价格变化以及很多其他我并没有提前预计到的因素。我因为一个错误的原因，赚了很多钱，也许我的运气真的太好了。

当我还在高盛实习的时候，在我们一个培训课程中，一位领导提醒我们要懂得区分过程和结果的不同。他说：“我们应该专注于过程，因为我们对过程更有掌控力，而不要太过于关心结果，结果更多的是运气。在高盛，我们从来不会因为一个正确决定而导致的赔钱惩罚员工。” 我一直特别喜欢问问题，所以我问他：“那有没有人，因为一个错误的原因而赚了钱，而受到惩罚的呢？”他想了想说：“我从来没遇到过，也没听到过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现在知道，他是对的。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似乎还记得我当初为什么做了这笔交易。他们只是记得，我做了这笔交易，而且赚了很多钱。

当这之后我再次和我的老板做绩效评估的时候，我以为他会批评我，但是他没有。他不但没有批评我，还给我升了职。我告诉我的老板，这也许是个错误，但是他只是对我说：“朴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的老板也因为我的这笔交易而被升了职。事实上，他深以我的工作为豪，几年以后，他给我写了我去斯坦福商学院读MBA的推荐信。就这样，我将要离开英国，再向西走去求学。

在高盛工作的这些年，我学到了一样东西：要向上爬，只做一个好的交易员是不够的。我们所谓的职场情商，也就是学会和你的老板，同事，包括下属相处，几乎是必备技能。在去商学院之前，我从来没在这些事情上花过心思，也许在斯坦福，我会学到一些我从没想过的东西。

来到美国

肆

在我看来，Costco（好市多）是美国资本主义所有优点的完美代表。Costco以关注员工和用户为己任，同时也对她的股东们极端慷慨。对她的用户们，Costco一直致力于以最低的价格，提供最高品质的产品为己任。一旦她可以降低成本，因此而得的利润也会全数回馈给她的用户。保持10%的毛利润的同时，价钱可以做到比亚马逊还便宜，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当我老婆第一次带我走进Costco以后，我发现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在其他地方购物了。

Costco付给员工的工资也远远高于其他零售行业的公司。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到来之际，Costco没有像其他公司一样缩减员工工资，相反，她决定给每一个员工加薪，以此来帮助他们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Costco的每一位员工身上都会有一个名牌，名牌的下方会标注他们加入Costco的年份，我经常见到很多已经在Costco工作了几十年的员工仍然活跃在前线，这在其他零售商店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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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的资本主义体验来说，斯坦福是被Costco远远甩在后面的第二名。虽然我非常喜欢斯坦福商学院的课程，但是不可避免的，我发现一些课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具有吸引力。但是所有的教授都非常和蔼可亲，即使他们看到我在课堂后面读kindle，依然对我表示了无限的宽容和理解。

我们有一门关于strategy的课。主要讲一个企业的座右铭和标语能如何激励启迪她的员工们。我的很多同学都是在非赢利公司，或者医疗，科技公司工作，他们全部都有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标语，就像GSB（斯坦福商学院）的一样：改变世界，拯救生命，拯救地球。我们的教授好像特别喜欢这些标语。

当我告诉他，在高盛银行，我们的座右铭是long term greedy（长期贪婪）的时候，他完全不能理解，这样一句话怎么能用来激励启迪员工。我告诉他，因为市场上的每一人都是短视而贪婪的（short term greedy），所以我们要赚他们的钱。因为交易员喜欢赚钱，所以这句标语特别能激励员工。他问我，也许你们还有一些别的什么标语或者logo，可以让班级里其他同学比较容易理解的？于是，我告诉他我一直在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只黑天鹅，用来提醒我自己，低概率事件通常高频率的发生。他好像也不是很喜欢我的这个答案，于是转身叫了另外一个曾经在Pfizer工作的同学，他们的标语是：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健康的生命（all people deserve to live healthy lives）。老师觉得这个标语不要好太多。只是我不明白，这句话到底是怎么激励员工的？但是，这正是我来斯坦福的原因之一：学习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和领导能力。

从这方面来讲，在来GSB之前我就知道，与人打交道不是我的强项，我也希望在斯坦福的两年可以帮我弥补这个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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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坦福商学院，我最喜欢的一节课叫做interpersonal dynamics，或者，我们更喜欢叫她为 touchy feely。在touchy feely这节课上，我们会得到平时与人的交流中，你永远不会知道的秘密 --- 你的言语和行为，到底会给别人什么样的感受和影响。在这里，我们一个小组的十几个同学每周会坐在一起几个小时，连续一个学期，什么都不做，只是说话，每个人都会给你非常中肯的意见反馈，告诉你那些你出了这里，便永远不会有人告诉你的秘密。

我们谈论被攻击和被忽略，谈论感受和感觉，谈论同理心和倾听。有时候，课上老师会对我说：“朴忠，当Mary刚刚说到那个话题的时候，我看到你好像被触动了是吗？” 或者，“朴忠，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Peter的故事深深打动到你了。” 每一次，我都告诉他，并没有。这让我非常困惑。

我们曾读过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当人们完全沉浸在一个情境当中时，他们通常对自己的感受是无意识的。但是身体的很多指标，比如心跳速度，会告诉你，你是否正在经历很强烈的情绪碰撞。我通常来讲，没有太多的情绪变化，我以为是因为我太投入了，说不定那个一直被隐藏的我，就是老师经常问及的那个感情充沛的人，也许，这正是一个发现我的另一面的好办法。

因此，我买了一个心率检测仪，检查了我的正常心跳，在78左右。当我再来上课的时候，老师问我：“朴忠，我看得出来刚刚那个故事打动了你。” 我挽起袖子，看了看我的心率检测仪，显示我的心跳在77，于是我告诉他：“并没有。”这似乎再一次确定了我之前的认知：我的心率鲜少波动，即使在我被批评指责的时候，心跳也基本维持在78左右，虽然当我兴奋或者大笑的时候心跳会明显上升。

但是我的这个心率检测仪却轻轻松松的惹恼了我的同学们。他们觉得我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也没有给予这堂课应该有的端正态度。老师也非常生气。我从这堂课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的情商实在太低了，我可以毫无意识的轻轻松松触怒到别人，所以我给我自己的定位也很清晰明确，毕业之后，我应该去做一些尽量不与人类打交道的工作。

于是，我决定回到金融行业。临毕业前，我去了学校的career service office，我告诉他们，我MBA毕业之后的首要目标是赚钱。我觉得50万美金的年薪应该差不多够用了。他们觉得我不可理喻。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目标是帮助我找到我自己的passion和calling（我的天赋兴趣和人生意义及使命）。我告诉他们，我的calling就是赚钱养家。他们似乎试图想要帮我，但是在我看来，他们的建议似乎并没什么大用。

当然，最后，我终于如愿以偿的见到了我全世界最喜欢的公司，Costco的CFO，他告诉我，他们从不雇佣MBA，在Costco，每个人都从推车开始干起。我非常严肃认真的考虑过去Costco推车这件事情，但是在我老婆强烈的反对下，这个想法就这样流产了。我事后觉得，也许这就是为什么Costco如此成功的原因吧 --- No MBAs！

不确定的世界

伍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未来是确定的，只有过去是不确定的。

几年以前，我读了郑念的自传，《上海生死劫》，她年轻的时候在英国求学（曾有人说，学会英文是了解中国的必要工具。关于中国的很多重要作品和文献，都只有英文版本。），她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了本科，并且认识了她的先生。毕业以后，郑念和她的先生，以及她们的朋友们都回到了中国。

她的人生，直到归国之前，和我的经历似乎非常相似。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她对人生的憧憬，就像我们现在对我们未来人生的憧憬一样乐观。但是她在1935年来到英国，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回到中国。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背景，以及她对个人权利及自由的信仰，让她在文革中站错了队。她失去了朋友和家人，在常年的牢狱中，她也差点死去。直到1980年，她通过关系拿到护照，才搬去了美国。当她站在开往香港的船上，她不可抑制的回想这些年的过往，她一遍遍的问自己：当年回国的决定是否真的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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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书，我也不可抑制的思考，我与郑念人生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如果她生在现在，将是怎样一番光景？如果我早生70年，又会是怎样的人生？慢慢地，我意识到，如果我们单单看一个人的人生，我们会非常不自觉的去相信，一个人的某一个行为或者决定，导致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和命运。但是，如果我们把整个人类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或者我们跨越年代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通常有着非常相似背景的两个人，或者很多人，他们可能做了非常相似，或者相同的行为或者决定，但是结果却可能大不相同。

巴菲特曾说，一个人，出生在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就已经赢了一张彩票。如果一个人生在美国，那么他的人生，相比一个在贫困地区出生的人来讲，几乎在所有方面，包括财富，教育，医疗，环境，安全，等等，都赢在了起跑线上。作为一个外国人，想要花钱买这条起跑线，价钱大概是一百万美元左右（差不多是EB-5投资签证的价钱）。即使在这个价格上，在某一些发达国家，依然常年供不应求。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人生下来就是百万富翁了。

人们总是在想，这样的运气到底会持续多久？这个问题又把我带回到鲁宾的那本书，他的“不确定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绝大部分的事情都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也许是被上帝，或者运气所决定的。我们全力以赴，毫无保留的努力之后，我们既不应该因为我们成就的而欣喜骄傲，也不应该为我们失败的而沮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千百年的智慧，应该牢记于心。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无论好，亦或坏的结果，继续前行。也许，这也是一个人快乐的关键吧。

最后，这样一个结论说起来似乎很奇怪，在接受了所有东方和西方的教育之后，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竟是如此戏剧化：在共产主义的中国，我被教育的是，努力会带来成功。而在诞生了美国梦的这片土地上，我学会了，成功永远伴随着运气，正确的标语，以及管理好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和感情。

英文原文链接： https://americanaffairsjournal.org/2017/11/western-elite-chinese-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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