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MBA诞生100周年

转自今天的联合早报, March 28, 2008

    一百年前的1908年，美国哈佛大学创立了著名的哈佛商学院（HBS，Harvard Business School），并于同年开设了MBA课程，1910年其第一届MBA学成毕业。在此之前，尽管宾夕法尼亚大学、达慕斯学院、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已先行开办了管理学课程，但哈佛商学院却是美国乃至于全世界第一所正式以MBA命名和第一所颁发MBA学位的高等学府。今天，我们纪念MBA诞生100周年，同时也是纪念哈佛商学院成立100周年。

         MBA是英文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的缩写，全称是工商管理硕士，是一百年来风靡全球的热门实用学科。一百年来，MBA从哈佛商学院出发，从开始时的星星之火，到今天遍布五大洲四大洋的烈火燎原，愈演愈烈，甚至已经蔓延到了中国。MBA虽然是针对工商企业的管理硕士学位，但是它的影响力无远弗届，不但在经济、商务、金融、企业管理领域，而且在政府、军队、医疗卫生、教育、传媒等各个方面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MBA的作用虽然有时被夸大甚至被神化，但是它的实用性和生命力却不容置疑。　　美国就有人统计过，虽然拿到MBA并不保证一定能够让你当上总经理或者当一个好的总经理，但是好的总经理的50％以上都是MBA毕业生。19世纪中叶以后，现代公司制度在美国确立，企业的规模、数量不断扩大，管理人员碰到了许多以前从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于是学习并研究新的管理理论、规则和方法便形成一个社会性的潮流，这股潮流直接导致了MBA的出现。

三位古典理论先驱:　　

    在哈佛商学院初创MBA的那个年代，“企业管理”这门学科可没有今天这么吃香，也没有今天这么被人看好。社会上尤其是学术界多不认为“管理”是一门科学或者知识，而认为其仅仅是一门“经验”，不需要也不能够通过学校学习来获得和掌握，只需要人们从生产实践的日积月累中就可以领悟。哈佛商学院的伟大贡献在于，它坚持认为“企业管理与法律、医学等学科一样，应该也必须当作一门科学来传授、来学习。”今天，世界各国的商学院、管理学院都认同和接受了哈佛的这一观点。MBA是欧洲的工业革命经过了百多年的发展走向后工业时代的产物，是第二次经济全球化刚刚起步时供给与需求的产物，也是那一个历史时期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上个世纪初叶，紧随着MBA的诞生，科学管理理论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纷纷问世。

    美国的“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勒 (Frederick Taylor) 于1911年发表了《科学管理原理》，德国的“组织管理之父”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同年也推出了《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法国的“现代经营管理之父”亨利·法约尔 (Henri Fayol) 则于1916年发表了他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大家都知道这三位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先驱是管理过程学派的参天大树，可是大家并不清楚那无数默默无闻的MBA正是向这些大树输送营养和水分使得他们得以成长壮大的土壤和社会基础。　　

与生产力革命共同成长

今天：让人的工作更有人性

    今天，在MBA诞生一百周年之际，人们如何评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借助于伦敦商学院客座教授、世界著名的管理学权威盖瑞·哈默尔(Gary Hamel) 在《管理大未来》（2007年10月，天下文化出版）一书中的研究和观察，我们看到：“如果一位1960年代的经理人来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司，一定会觉得许多事物依然很熟悉：公司里一样是由高职位者在做最重要的决定，员工会议、预算审核编制的流程，似乎也都一样。目前的管理方法大部分源自一百年前，但发明这些管理方式的人，不是已经死了，就是已经退休了。”

    大体而言，现在仍然主宰企业管理理论的是一群辞世已久的理论家，这些人早在20世纪初期就发明了“现代企业管理”的规则和惯例。他们的谕旨传颂数十载，无形中塑造了企业里配置资源、分配权力、奖酬员工以及决策的方式。

    由于这些先贤们留下的影响太具说服力了，乃至于各家企业的管理技术都大同小异。今天，大部分企业的管理层级和编制都差不多；他们的内控制度、人力资源规章和规划程序都相仿；它们所依赖的组织结构、薪酬体系和绩效考核制度也都雷同。这就是为什么一家企业的总裁或者CEO跳槽到另一家企业时易如反掌，因为各家企业驾驶舱里的管理仪表板大多是如出一辙。

    然而，管理法则不同于物理定律，它们既不是神圣不可侵犯，也不该恒久不变。转瞬即逝的优势、经营环境的变迁、四面楚歌的竞争者、产业技术的革命性发展、愈加细分的市场、愈见强势的消费者、刁钻难缠的股东，等等，等等，这些新世纪的挑战正考验着全球组织的设计极限，也揭开了过往管理模式的限制与鞭长莫及。

    盖瑞·哈默尔的研究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那就是过去一百年来指导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理论基础竟然是一种和人类的本性并不太一致的悖论：管理所隐含的目的，是要让人更服从、更易于控制，也就是必须让思想自由、行动自由的人，能够准时到公司“上班”，按时完成任务。过去这样的控制为我们创造了经济的繁荣，但在今天，却是因为有一些“不按常规”的人，做了一些“不按常规”的事，才创造了许多新财富与许多令人兴奋的事物。以前那些教人服从听话的管理技术，虽然有些我们现在还是需要，但我们必须改变管理方式，让人的工作更有人性。

迈向“后管理时代”　　　　

        未来管理的挑战，就是让人可以用真正人性的方式来工作。从工业时代以来头一次，人们可以用更适合人性的方式来思考，来管理。

    我们现在的社会正迈向“后管理时代”，这虽然不表示经理人都会消失，但是管理的工作将不是只由那些负责“管理”的人来做，而是由在组织内部的人，自己管理自己。

    管理的层级依然会存在，因为人类社会本来就存在层级，但站在比较高层级的人，应该是因为他们的贡献比别人大，而不是因为组织赋予的头衔或权力。今后组织的层级应该更有流动性，并能随着每次的任务而调整。

       管理层级的假设前提是，高层管理者一定比底层员工聪明。但事实上，愈是处于管理高层，否认“不安定状况存在”的倾向就愈强。理由只有一个：企业高层领导人通常距离发生问题和变化的所在太远，以致他们无法亲身察觉长久以来备受尊崇的经营模式已潜藏愈来愈高的风险。由于没有亲身感受到这个危机，他们不太可能听信远在企业边陲的小小员工所发出的警讯。

    现代企业组织和现代管理制度的某些元素似乎夺走了人类与生俱来的适应力和创造力，让员工在白天的工作时间里自动将这些特质收藏起来。罪魁祸首是谁？就是以纪律、守时、经济、理性与秩序为目标，丝毫不重视艺术性、特异性、原创性、大胆与活力等特质的管理原则与流程。

    简言之，大多数的公司只具有一部分的人性，因为它们只允许我们带一部分的人类特质与能力进公司。这样的结果便是：全世界只有14％的员工极度投入工作，而有24％的员工不投入工作，其他的人则落在中间。

        我们可以将人类的能力根据其对企业成功的贡献度加以排序。最底下一层是“服从”：即接受指示与遵守规则的能力，这是最基本的能力；往上一层是“勤奋”，勤奋的员工很可靠，因为他们不会走捷径，他们认真而且有组织能力；再往上一层是“知识与聪明才智”，大多数公司都在努力寻找聪明的员工，因为聪明的人会努力增进自己的技能并且愿意向别人学习；聪明才智之上是“主动性”，主动的人不会等着别人来问问题、也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事，他们会寻求新鲜的挑战而且总是在找寻新方法提高附加值；再往上则是“创造力”，有创造力的人充满好奇心而且不轻易被阻挠，他们不怕说傻话；最高一层则是"热情"，热情可让人做傻事，而这是将企图转变为成就的秘方。满怀热情的人会设法克服障碍，而且绝不轻言放弃。热情是有传染性的，它可将一个人的使命变成众人的行动。

       也许，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太成熟、太完美了，因此它变得管理太多，自由太少；阶级太多，社群太少；官僚太多，人性太少；僵化太多，灵活太少；督促太多，理想太少……可以预见，下一世代的年轻工作者将愈来愈无法忍受官僚制度。

    好在世界各地都有公司已经在思考、在开始、在尝试管理的变革，有些非常前卫的管理方法来自你想像不到的地方。例如印度有一家科技公司创造了一套“反向”管理方式，如果员工觉得主管有什么缺失，他们可以开一张“罚单”给主管，主管必须把问题解决，才能销掉这张罚单，公司则会追踪一个主管拿到多少张罚单、用多少时间来取消掉这张罚单。

         过去的一百年，MBA为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接下来的一百年，MBA将承载什么样的新使命和面对什么样的新挑战？毋庸置疑，应该是求新、求变、改革、创新。我想，这是大家的期待，社会的期待。

跟上，排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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